楊燕群是我教過的學生。
她四年前畢業了，一年後考回本校（北京語言大學）成為研究生；現在又畢業了，已經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工作了。
在是本科生時，她表現出了對於寫作的熱愛，漸至於癡迷。那時她已發表過幾篇散文，我覺寫得挺好——因為即使也和她一樣對寫作表現出不同程度興趣的同學，所寫大抵是初戀。而她寫了她的外婆，寫了她家鄉湖南鳳凰城一帶侗鄉裏的一些人和事。以真情懷和情愫寫他者之命運，寫使我們人情變得溫良的事物，是我一向對學子們強調的。那麼，我當然多次鼓勵她，肯定她的習寫意義，並稱讚過她。
這一部小說是她的長篇處女作。是她在本科畢業以後，工作極不穩定，承受著生存重壓的情況之下寫完的。
我如果不是第一個讀者，起碼也是最早讀到的人之一。
我對這小說的初稿很不滿意，給予她的看法幾乎是否定的。因為在初稿中，基本內容是一名文科大學女生畢業之後漂在北京，為了生存而與三個男人之間的糾纏不清的關係。我認為北京不是大學畢業生唯一的生存地。所以，即使主人公香蘭有值得我同情之處，但我的同情是大打折扣的。一名女大學生為了留在北京而與三個男人發生性的關係，與她為了生存而那樣，是兩類不同的事。這兩類不同的事，體現兩種不同的人生觀。故我對香蘭這一人物評價是批判式的。而這與楊燕群的創作初衷是相反的，她要喚起的是讀者對香蘭的大的同情。
那時這一部小說似乎已很可能出版。
我寫了一篇序是《中國病人》，在序中坦率地闡明了我的看法。這一部小說後來卻沒有出版，而我的序卻收入了我自己的一部集子。
那對楊燕群是一件傷感的事——她似乎認為我的序等於是對她的處女作判了死刑。可想而知，她筆下的香蘭這一人物，肯定寫時已賺足了她自己的淚。她往學校為我們每位老師設備的信箱裏投了一封信，一封長信——毫不諱言地承認她覺得受了嚴重的打擊……
她成為研究生後，我與自己名下的研究生見麵時，每讓別的同學通知她。往往，並沒通知她也到，如同也是我帶的研究生。
我幾次當著別的同學的麵提到她這一篇小說，並且幾次問她——難道北京是大學畢業生唯一的生存地？
她承認不是的。
又問：那你筆下的香蘭為什麼不肯回到家鄉省份的城市去？難道全中國除了北京之外其它一概城市都必將埋沒人才？
她承認也不是那樣。
於是我下結論——我認為你筆下的香蘭病就病在這一點。她與三個男人的不清不白的關係，與其說是苦難，莫如說是一種寧願的選擇。
在她讀研的三年中，各二級市地級市的大學生就業形勢也逐年嚴峻起來。情況發生了根本性逆轉——從前是，從北京高校畢業的學子不屑於回去；現在是，連家鄉省份的省市也回不去了。因為在那些城市，大學生找到工作的機會比北京更少，也是更難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