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鬆這一文學人物，本色固然堪稱英雄，民間聲譽甚高，但其憤怒之下的暴烈複仇行為，難免會使後世對他的喜愛打幾分折扣。然作為文學人物，那一些情節的設置僅而可以說是成功的，因為恰恰描寫出了這樣一種事實——報複源於仇恨，仇越大，恨便深。大仇恨促生之大憤怒，如烈火也，能將人性燒得理性全無，唯剩仇恨，一報為快。殃及無辜，全不顧耳。武鬆報仇雪恨之後，仇人血於壁上題“殺人者武鬆也”，按現今說法，這叫對某事件“負責”。所謂“好漢做事好漢當”，又顯英雄本色也。但也可以認為，一通的劈殺之後，仇恨之火終滅，理性又從仇恨的灰燼之中顯現了。
民間原則、司法條例、國際法庭、聯合國會議，不但為主持正義而形成，亦為限製報複行為的失控而存在。在現代了的世界的今天，一切曆史上的人和事，以及文化現象中的人和事，都當以更“人道”的立場來重新審視。因為歸根結底，一概政治的立場都絕對不可能是普世的。而人道主義是普世的將永無歧義。
是以，國民黨之殺害“渣滓洞”、“白公館”那些所謂“黨國”的敵人，竟連幾個連連哀哭著求生的孩子也不放過，其殘忍的報複汙點，到任何時候也是抹不盡的。而蔣介石後來之篤信基督教，不知與懺悔有關也無？
是以，前蘇聯的布爾什維克的軍人們，不管他們對於沙皇政府有多麼的仇恨，對沙皇的四個平均年齡僅十幾歲的兒女刀刺斧砍，排槍掃射，其殘忍的滅絕行徑，必然也成為了“蘇維埃”令人難以原諒的罪狀之一。前幾年連普京都親臨了對沙皇一家骸骨的安葬儀式，意味著是默默無言的贖罪姿態。
是以，“文革”期間，對張誌新這一早已在獄中慘遭種種淩辱的，唯有思想而已，絕無任何反抗能力的病弱女子，竟還要在不打麻藥的情況下由幾條罪惡凶漢牢牢按住，利刃割喉，以斷其聲——這一種殘忍行徑，也是將永遠將他們釘在罪惡柱上的……
年長者大抵知道，關於張誌新烈士被害的經過，是經胡耀邦親筆批準，才在《人民日報》扼要登載的。“割喉”一節，出於對善良之人們心靈承受力的愛護，改成：“為了使她在赴刑場的途中不再能發出聲音，對她的聲帶采取了手段……”
難以明了的讀者紛紛往報社打電話，問那究竟是什麼意思，記者們難以作答。終於有人猜到了，追問再三才得到證實。
那一天，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哭紅了哭腫了他們的雙眼。
沒有那一天中國人流的許多許多眼淚，恐怕不足以證明中國人對“文革”這一浩劫有了起碼認識。
於是想到，有些人士高調聚議，要求為“四人幫”平反。那麼，為“四人幫”平反，便等於最終要為“文革”翻案，便等於對當年千千萬萬為張誌新烈士流淚的人們的蔑視。也等於，對許許多多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尤其那些被殘忍地迫害至死的冤魂的再踐踏。
這，恐怕僅僅以“人道”的名義，都是有起碼正義感的人斷不能答應的。
若答應了，中國再有錢了，中國人還配被這世界正眼一看嗎？
至於日軍曆史上的侵華獸行，德國法西斯軍人在“二戰”中的殘忍罪惡，另當別論。因為這裏在討論的畢竟還是人的行為，而不是“異形”的行為……
2009年11月18日於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