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可以說立刻就喜歡上了他這一個弟弟。也許是部隊裏那種格外嚴肅的上下級關係使他無拘無束的天性壓抑久矣吧，我覺得他極需的哥是一個特別經得起調侃，自身也不乏幽默的人。我極願當他所希望的那麼一個哥，我想我的表情使他獲得到了愉快的反應。
不料他隨即說：“哥，你於洋老師和楊靜老師誇你是一個嚴肅的青年，你不會因此越來越嚴肅吧？”
我說：“日久天長呢，結論留給你自己以後下。”
他又說：“他們還認為你是一個好青年，北影模範青年，完全可以作我的榜樣。你這兒沒外人，就咱倆，教教我，你怎麼蒙蔽他們的？”
我便笑出了聲。
他裝出一副很苦惱的樣子接著說：“於洋同誌和楊靜同誌要求我向你好好學習，他們對我總是不太滿意，可是我認為我也是一個模範青年啊，你看呢？”
我說：“你當然是模範青年！”
曉陽是一個極富幽默感的人。所謂冷幽默那一種。當他正話反說，或反話正說的時候，那就表明他開始喜歡對方了。而假如對方是一個他不喜歡的人，他是懶得和對方說話的。
從那一天起，他一直是叫我“哥”的，一叫就叫了二十幾年。我甚至一次都不記得，他也曾叫過我“曉聲”。
我們在一起時，不管說著什麼話題，如果他不同意我的觀念往往會迫不及待地打斷我。打斷的方式那就是叫道：“哎哥，哎哥，我說兩句行不行？”
他若因什麼事兒苦悶了，往往會給我打電話；在電話裏，“哥”字說在前邊了，“哎”變成“啊”了。
“哥啊，你在哪兒呢？想你了，來看看你弟吧？……”
接到這樣的電話，我當然要去看他。
在我麵前，說到他的爸爸媽媽，他通常的說法是“於洋同誌”或“楊靜同誌”——那意味著他對父母的另類的親愛之稱。
有時也從我這方麵稱他的父母為“你的於洋老師”或“你的楊靜老師。”
不消說，那時候，他可能剛剛因為什麼事和父母發生了分歧。
而如果他把那種分歧告訴了我，我的觀點或態度又是站在他父母一邊的，他的話就這麼說了：“您和您的於洋老師的觀點真一致，難怪他總是要求我向您學習嘛！”或者：“您的楊靜老師讓我來聽聽您的意見，可我早料到了您是站在她那一頭兒的！”
而如果我表示了讚同他的一種立場，他會感動地說：“哥啊，不愧是我哥啊，有你這哥真好……”並且，無須我來補充我的話，他自己就又會說：“當然，我理解他們是為我好，他們的主張也不無道理……”
在於洋夫婦家裏，爭論時有發生，有時矛盾衝突還表現得較為激烈。但是，舉凡我也在場的爭論，或我們知道的矛盾衝突的原因，沒有一次是因為居家過日子的事情，皆由文藝觀點，具體說是電影藝術觀之不同引發的。起碼，“暴露”在我麵前的是那樣一些矛盾。而矛盾的雙方，當然是曉陽和父親於洋。楊靜老師往往采取調和主義的立場。我也是。有時我的觀點傾向於哪一方，比楊靜老師的觀點傾向於哪一方令雙方更為在乎。我便隻有扮演調和主義者的角色，別無他法。
事實上，他們的家是極為民主的家庭。居家過日子方麵的事，於洋老師雖也表達意見，估計一般不會固執己見的。曉陽也不怎麼熱衷於參與，他對居家過日子方麵的事一向淡漠。
在他們的家裏，於洋老師代表著相當傳統的電影文藝觀。甚至也可以說，有時是正統的。從形式到內容都較為正統。他所持的電影文藝觀，正如他對詩的理解那樣。無論他對詩還是對電影的理解，如果由我來替他概括，一言以蔽之，似乎可以這樣說——好的電影應當具有感人的力量。
於洋老師絕不是一個電影文藝觀僵化、呆板、極左的人。如果他竟是那樣的一個人，我們也不可能成為忘年交。如果他是那樣的一個人，則根本不可能在演《戴手銬的旅客》時，滿懷飽滿的激情。
於洋老師所喜歡的電影，也是我喜歡的電影，甚至也是曉陽喜歡的電影。
事實上，在這一點父子二人並無分歧。
但問題在於——好的電影不隻於洋老師所喜歡的那一類。也就是說，不隻是“應當具有感人的力量”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