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上那一類好的電影，世界上還有另外許多類好的電影。另外許多類好的電影究竟能好到什麼程度，取決於世界上不同國家電影審查的尺度，也取決於普遍電影觀眾的觀賞習慣。概言之，取決於國情。
但是曉陽，他是比他的父親更多地看過那世界上另外許多類好的電影的。他渴望自己也拍出那麼好的電影。
於洋老師關於好的電影的標準，是中國特色的一種標準，是較為現實的一種標準。而曉陽關於好的電影的標準，則確實意味著一種國際化的好的電影的標準，一種具有鮮明的個性的標準。一種體現出形式探索和新銳思想深度的電影。
故他們父子之間的爭論，也是極具中國特色的。因為隻有在中國，才更成為一個問題。而在國外，隻要說服了投資商，拍去就是。好與不好，由事實來評判。但在中國，首先要說服的並不是投資方，這是常識。
與其說於洋老師不理解兒子想拍的那一類電影，不如說他一再試圖說服兒子，幹脆不要向往去拍那一類電影，幹脆不要走那樣一條導演事業發展的死路。
但是曉陽，他的詩人氣質和他那一半蒙族血統，決定了他在某些事情上超現實的思維方式——逆現實而做才叫探索，而敢於探索即榮譽，雖敗猶榮。唯探索才更有個性可言，唯有個性的藝術才是藝術家值得的不懈追求……
他不止一次向我苦悶而悲壯地闡明他的電影藝術觀。我卻隻有理解又同情地傾聽而已。作為一種藝術觀，他是沒錯的，因而我不能反對。作為一條藝術發展的道路，他是不明智的，因而我不能支持。
他曾這麼問我：“哥，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想法，隻能是一種夢想？”
而我這麼回答他：“如果你是畫家、雕塑家，我支持你。因為你盡可以用自己的畫紙、油彩、泥石或銅鐵進行創作。但電影導演就像建築師，他的設計圖紙若不被采納，那麼他的追求便永遠是紙上談兵。”
以至於他竟對我說出這種話來：“哥，那我不當導演了吧。”
我問：“那你還能幹什麼呢？”
他想了想，黯然地回答：“拍點兒廣告，掙點兒錢，混日子吧。”
……
曉陽他到底想拍什麼樣的電影呢？
到底想怎麼拍電影呢？
到底想成為什麼樣的導演呢？
估計於洋老師、楊靜老師至今並不十分清楚。
很長一個時期裏，我也不是十分清楚。
我是在開始關注香港導演王家衛的電影後才恍然大悟——其實曉陽一直想成為的是王家衛那樣的導演；一直想象王家衛那麼極為個性地去拍電影；一直想拍出《阮玲玉》《花樣年華》和《2046》那類電影……
那才是他一直在做著的電影之夢。
至於為什麼非那麼拍電影才覺得更有意義？——如果王家衛曾回答過別人，那麼也等於替曉陽回答了。
可是，王家衛的導演發展道路，比之於香港其他導演的發展道路，是多麼難的一條道路啊！何況曉陽是在大陸……
於曉陽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一位自我放逐式的導演，所以他一直不是大陸主流導演隊列中的一員。某一時期，他自我放逐得久了，過於寂寞了，便靠攏主流電影一下，以獲慰藉。而此時，他的導演才能和激情便得以發揮。但那自然不能滿足他的渴望，便又苦悶，又彷徨，又自我放逐。回顧他的導演之路，每令我感慨多多。
他複員到北影後，最初做照明工作，不久入電影學院，畢業後任副導演，很快便獨立執導了一部電影《翡翠麻將》，那一年他才二十五六歲，即使不是大陸最年輕的電影導演，也肯定是寥寥幾個三十歲以下的電影導演之一。
《翡翠麻將》是一部對“文革”進行批判和反思的電影。時隔久矣，其內容我已經記得不是太清楚——該影片中的年代背景似乎是剛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故事主線是一樁案件。負責破案的老公安人員在調查過程中，逐漸發現案件與一個單身的姑娘有某種牽連。隨著調查的深入，姑娘被鎖定為主要嫌疑人，於是又引出了一樁“文革”期間的迫害事件，被迫害至死的正是那姑娘的父親……影片的結尾是悲劇性的，雙腿殘疾的姑娘搖動輪椅墜樓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