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舊轉變期中的一個文化工作，社會改革者如魯迅先生，我們任何人都可以研究他，這是超乎捧與罵的一種任務。如眾所知，就他三十年的文筆生涯，正是研究近代文化史的不可少的強有力的佐證。但是，關於這方麵，僅隻從作者自身是不夠的，因之有渴求同時代有關係者的揭發。
許季茀先生是魯迅先生的同鄉，同學。而又從少年到老一直友好，更兼不時見麵，長期同就職於教育部，同執教於各地，真可以算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知己好友。在這種彌足珍貴的情誼之下，我敢於請求許先生寫回憶，諒來不是冒昧的。
他們兩位是知交，個性卻不大相同。閑嚐體察，他們在侃侃暢談的時候，也會見解略異。首先必是魯迅先生蹦起麵孔沉默著。但過不多時，彼此又水乳交融，毫無隔閡地談起來了。不但和許先生如此，有時遇見別的老友齊壽山邵銘之先生等也會有此情狀的。奇怪的是齊、邵先生等也和許先生一樣，稍稍沉默之後又歡快地交談了。魯迅先生時常堅信地說：“季茀他們對於我的行動，盡管未必一起去做，但總是無條件地承認我所做的都對。”就這樣，他們的友誼互相堅守信賴。就這樣，魯迅先生常常引以自豪，認為生平有幾個生死不渝的至友。
有時也會聽見魯迅先生批評許先生人太忠厚了，容易被偽善者的假裝所蒙蔽：他相信這人是好的，結果卻會是或明或暗地首先反對他。因此時常為許先生操心。我也部分地同意魯迅先生的話。因為在女師大風潮發生的時候，堅持擁護楊蔭榆暗暗反對許先生的，就是他委以女附中主任的那一位。她有權術威脅那些畢業與快畢業的女中學生，不得不擁護楊蔭榆。使轉眼之間，從女中轉入女師大的同學態度為之丕變，使整個學生團體立刻分裂為二。
然而許先生的忠厚卻贏得魯迅先生的友情。不，他們互相的忠厚，真誠地遇見了。許先生一生朋友中，畢竟還有魯迅先生其人在內，因此又可以說魯迅先生的操心是過於仁慈了。隻要把握著這份友情，其餘何足道呢？他們像友愛的親兄弟般相處，同仇敵愾，一見於對章士釗的暴謬，再見於廣東中山大學的辭職，無患得患失之心，惟大義懍然是見，求之古人，亦不多遇，世情磽薄之秋，得此頑廉懦立了。
被五四潮流激蕩了的青年，求知心是非常迫切的。不甘於初師畢業了此一生的我，原希望入大學，而被經濟限製了，轉而投入女師大，因此幸運地得在許先生當校長時濫充一學生。他和蔡孑民先生約定，凡北大有學術講演，女師大學生可以盡量參加，而所有教師，也多自北大延聘。因此把女師大學生的程度無形提高了，這都是由於許先生苦心孤詣的布置。然而擋不住一些擁護女人長女校的醉心之徒的播弄，在我入學校一年之後許先生辭職了。隨著北大派的教員也陸續解聘。繼之而來的是不孚眾望的人物，提高程度馬上要相反地受阻遏。在錦繡滿身，以文憑為增飾聲價者流自然毫不在意的。然而在千辛萬苦，半工半讀的自覺青年卻覺得是無比的打擊。因之風潮一發生，就堅不可拔。而許先生那時也自覺係鈴解鈴，非己莫屬，不忍袖手旁觀，毅然在師生共同維持的小小局麵的宗帽胡同臨時學校裏擔任職務，直至學校恢複，才始讓賢而退。說到這裏，我記起許先生說：“魯迅對人，多喜歡給予綽號。”確是不錯。我的脾氣，平常是不大奔走師長之門的。但為了學校的事情，需要豫備些官樣文章如寫呈文之類，我們是不大內行的，有時就迫得跑到魯迅先生府上去請教。一進門，耳邊常聽說“害馬來了”。四顧又沒有旁人，有時許先生卻在坐微笑。真弄得莫明其妙。後來聽的次數多起來，才猜出是在給我起的綽號。原來楊蔭榆把六個學生自治會的職員開除了，理由大約說是：“以免害群。”於是我們便成了害群之馬。直到現在，還在社會做害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