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說到魯迅的病死了！他因患肺結核而死。這樣可怕的病，當初並不以為意，其實是伏根很早，從少年時已然，至少曾發過兩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以致肋膜變厚，不通X光，但當初竟並不醫治，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全愈者，蓋身體底子極好之故。到了一九三六年五月，就是他臨死四個月前，美國D醫師來診，也說他是最能抵抗疾病的人。
……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為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D醫師的診斷卻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且介亭雜文附集·死》）他的身體底子雖好，卻經不起多年的努力和苦鬥，以致陷入這種重病中，病危之後，還是力疾工作，不肯小休，而且“要趕快做”，這年四月五日，他寄給我的信中，述及病情，有雲：我在上月初驟病，氣喘幾不能支，注射而止，臥床數日始起，近雖已似複原，但因譯著事煩，終極困頓。倘能優遊半載，當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信中並不說明肺病，我又疏忽胡塗，以為不過是重感冒之類，所以回信隻勸他節勞調攝而已。到了五月下旬，我因公事至南京，二十九日特地往上海去看他，才知病勢沉重，胃口不開，神色極憊，不願動彈，兩脛瘦得像敗落的絲瓜，看了真叫人難受，這一天，須藤醫師給他注射強心劑。三十一日，我再去看他，似乎已略有轉機，便勸他務必排遣一切，好好療養半年，他很以為然說：“我從前總是為人多，為己少，此後要想專心休養了。”這一天的下午，便是上述的D醫師來診，宣告病危。我返北平以後，景宋來信雖說病體已轉危為安，然而仍不肯入院療治。六月五日，孫夫人宋慶齡先生在病院中，寫信慰問魯迅，勸其馬上入院醫治，說：“……你的生命，並不是你個人的，而是屬於中國和中國革命的！為著中國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體的必要，因為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但是魯迅仍不肯住院或轉地療養，他覺得如果“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就更不應該自己輕易舍去。六月五日以後，精神委頓，便不能按日寫日記了！一直到六月三十日，他有一段追記如下：自此（五日）以後，日漸委頓，終至艱於起坐，遂不複記，其間一時，頗虞奄忽。但竟漸愈，稍能坐立誦讀，至今則可略作數十字矣，但日記是否以明日始，則近頗懶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日下午大熱時誌。
七月一日起，魯迅居然又按日寫日記了，直至十月十八日——逝世前夕始止。茲錄一段如下：七月一日，晴熱。上午得文尹信。午季巿來，並贈橘子及糖果。下午須藤先生來注射Takamol，是為第四次。
這一天，我剛由北平到上海，所以立刻去慰問，看他的病體確已漸臻恢複，甚為忻喜，他告訴說，“醫師勸我轉地療養，我正在考慮中，國內是無處可走，國外則如東京之類，來客必多，亦非靜養之地，俟後再定”。我竭力慫恿出國療養，回家後還去信催問動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複信雲：季巿兄：三日惠示早到。弟病雖似向愈，而熱尚時起時伏，所以一時未能旅行。現仍注射，當繼續八日或十五日，至爾時始可定行止，故何時行與何處去，目下初未計及也。
頃得曹君信，謂兄南旋，亦未見李公，所以下半年是否仍有書教，毫無所知，囑弟一探聽。如可見告，乞即函知，以便轉達，免其懸懸耳。
日前寄上版畫一本，內容尚佳，想已達。
專此布達，即請道安弟樹頓首七月十七日可憐！旅行之期始終未能決定。隔了十天（七月二十七日），我回北平，道經上海，再去看他，身體雖瘦，精神已健，確乎已轉危為安，隻須好好調養罷了。我們長談一日，他以手自經營，精印題詞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贈我。（參閱本文第十一）到了晚九時，我握著這本選集告別，他還問我幾時再回南，並且下樓送我上車，萬不料這竟就是他題詞贈我的最後一冊，萬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十月十九日上午，我在北平便得了電傳噩報，知道上午五時二十五分，魯迅竟爾去世了。我沒法想，不能趕去執紼送殯，隻打了一個電，略雲：“上海施高塔路大陸新村九號，許景宋夫人，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導師，民族喪其鬥士，萬分哀痛，豈僅為私，尚望善視遺孤，勉承先誌……。”魯迅的壽僅五十六歲，其致死之由，我在拙著《懷亡友魯迅》文中，舉出三點：（一）心境的寂寞，（二）精力的剝削，（三）經濟的壓迫，而以這第（三）為最大的致命傷。他大病中所以不請D醫開方，大病後之不轉地療養，“何時行與何處去”，始終躊躇著，就是為了這經濟的壓迫。魯迅畢生為反帝反封建而奮鬥，淡泊自甘，痛惡權勢，受禁錮而不悔，受圍攻而不屈，受誣蔑不知若幹次；翻譯幾本科學的文藝理論，就誣他得了蘇聯的盧布，出版一本《南腔北調集》，就誣他得了日本萬金，意在賣國，稱為漢奸；愛羅先珂從中國到德國，說了些中國的黑暗，北洋軍閥的黑暗，就說這些宣傳，受之於他，因為他的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給日本人出力；給一個毫不相幹的女士做了一篇《淑姿的信》序，就說她是他的小姨；一·二八戰事驟起，寓所突陷火線中，得日本人內山完造設法，才避居於其英租界支店的樓上幾天，就說他托庇於日本間諜。魯迅對這些誣蔑，能夠憤而安之，“細嚼黃連而不皺眉”。惟獨在病勢沉重之際，對於抗日的統一戰線的態度，因為有人誣陷他，則不能不扶病明白答複，主張不分派別，一致聯合來抗日的。他說：“我讚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隻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讚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他又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且介亭雜文》附集），強調為了民族生存上，非和日本侵略者決戰不可。“因為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而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果然，他的文字的感召力極強，所以死後不到一年，偉大的神聖的全麵抗戰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