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一般總是傾心於短章。就像黑格爾所說：“詩是微風吹過琴弦發出的樂音。”但是，當麵臨巨大事件和曆史風雲，詩就非長歌不能展其情了。就個案而言，沒有長詩，對於一位詩人，總是一種遺憾。試想，沒有“三吏”“三別”，杜甫就會是另外一個杜甫；沒有《歐根·奧涅金》，普希金就會是另外一個普希金；如果隻有“太陽”，沒有“火把”，艾青的麵貌恐怕也會有變化了。
所以，《三千六百五十行陽光》對詩人楊礦也具有裏程碑的意義。從這首長詩來看，詩人是具有駕馭宏大敘事的能力的。本來，這樣的長詩就好像非楊礦莫屬。楊礦從來就是都市風景的沉思者，從來就鍾愛在大山大川中尋覓詩句，他是重慶“土著”，對重慶特別熟悉。穿行於三千六百五十天中，詩自然會找他。不寫還不行啊。這首長卷是他在這方麵的一次大提升。
重慶新詩曆來是重慶新文學的強項和優勢。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有“東北的電影，上海的小說，重慶的詩歌”之說。重慶新詩有著幾千年的源遠流長的文化遺傳。尤其是三峽地區。三峽是詩之峽，是一片詩的沃土。從考古發現，早在新石器時期，三峽地區就有原始人類的足跡。以奉節縣為中心，古代巴人就在那裏勞作生息，而民歌就是他們的勞動生活裏的音符。所謂“下裏巴人”，正是這裏的巴人所唱之歌。唐代以後一直至清代，在全國流傳的《竹枝詞》的故鄉也在三峽。“竹枝”是巴人聚居地的民歌，原名巴渝舞，“惟峽人善唱”。而且，“竹枝”在巴地十分普及，“巴女騎牛唱竹枝。”
在重慶新詩發展史上有過兩次高潮：抗戰時期和新時期。這兩個時期的共同點都是詩歌觀念的更新，詩人隊伍的壯大和詩歌作品的豐富。不同的是在第一次高潮中，因為戰亂來渝的外地詩人充當了主角，本土詩人隻是伴唱；新時期重慶新詩的高潮則完全是本地詩人所創造的，而且這一時期以傅天琳、李鋼領唱的重慶詩人還走出了一條既區別於崛起派又有別於傳統派的具有全國影響的道路。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一批六十年代前後出生的中年詩人逐漸露出水麵，走向重慶詩壇的中心，成為重慶詩壇最活躍、最具實力的中堅力量。李元勝、冉冉、冉仲景、楊礦、邱正倫、何房子、唐詩、譚明、譚朝春、王順斌、雨馨、李海洲、歐陽斌、鍾代華、向陽、冉曉光、李向朝等等，都是重慶熟悉的姓名。中年詩人們顯然有“繼往”的特征，“繼往”是“開來”的基石。他們是傅天琳、李鋼打通的“中間道路”的繼承者。在傳統和先鋒之間，他們具有“中間性”：他們是先鋒的，但是和傳統又保持了暢通，他們是傳統的先鋒派；他們是傳統的，但是又有突破傳統、開辟新路的銳氣，他們是先鋒的傳統派。
中年詩人們都具有自己的藝術麵貌。李元勝的詩在沉靜、克製、精致的語言構架與心靈格局中表現詩人全新的瞬間感覺、感應與感悟，展開抒情、優雅而憂鬱的言說。冉冉和冉仲景都是土家族詩人。冉冉的詩回避喧囂的世界，而是努力朝向自身的世界。冉仲景是寂寞人生旅途的思想者，個人內心世界的自審，成為冉仲景的一大特色。而楊礦則尋求以重慶的大都市生活作為審美對象。
楊礦正是重慶詩歌中年寫作的一員大將，富有實力與更大發展潛力的大將。《三千六百五十行陽光》收藏了重慶的曆史，也收藏了他的寫作曆史。我為他高興。
我們的城市，母親的城市，父親的城市，在直轄的路上已經走過了十年。我們祝福———
這城市將在我們
不斷延續的生命裏
日複一日地茁壯
年複一年地成長
日複一日地燦爛
年複一年地輝煌
日複一日地前程似錦
年複一年地美不勝收
（作者係我國著名詩評家，重慶市文聯榮譽主席、西南大學中國詩學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