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進
詩人從二百萬年以前走來，從龍骨坡走來，一直走到“一個單列的水位”，走到“一道亮堂的分水嶺”，展開他的詩卷，向著大山，向著大江，用詩的韻律，唱出他的深愛，唱出他的沉思。他以重慶一位公民的眼光，一位曆史見證人的身份，向讀者傾訴，和城市擁抱。《三千六百五十行陽光》是如此地扣響了我的心靈，作為重慶公民，我也想飛上藍天放開歌喉。“離天空最近\與飛翔便最親”。
山和水，是這卷長章的主要意象———
這是一群熱愛大山的人
這是一群熱愛大水的人
這更是一群被大山大水
深深熱愛的生命
他們從大山大水走來
又朝著大山大水走去
《三千六百五十行陽光》是厚重的，因為，重慶是一座曆經滄桑的古城。秦滅巴後，581年，隋在這裏置渝州；1189年，宋置重慶府；1363年，元末大夏國建都；1891年開商阜；1940年定陪都；1997年成為中央直轄市。重慶，山之城，江之城，橋之城，洞之城。在江和橋之間，在山和洞之間，有重慶的人文精神在閃光。八百裏美麗三峽，三千年魅力重慶，負重自強、尚武敢為的重慶人，一路艱險，一路是詩。詩人從詩的視角回望，以詩的語言詠唱，發掘著重慶的生命密碼。
《三千六百五十行陽光》是現代的，因為重慶具有現代的品格。明末清初，由於戰亂，重慶人口銳減。從清初開始，外地（主要是湖廣）移民大量遷入，20世紀又出現了三次主要是“下江人”的移居，這就造就了重慶這座“在長江與嘉陵江的交歡中”誕生的移民城市：眼光廣闊，兼容開放。大到經濟改革，小到衣著服飾，重慶人勇於接受新事物，敢為天下先。直轄的“十年間，一座城市\就是一個偌大的工地”，現代化飛旋於山川之上。
詩歌一經遇到市場經濟，遇到社會的文化轉型，似乎就變得微不足道，變成古董。其實，詩歌的命運和時尚有關，也與詩歌自身有關。關鍵是，新時代需要什麼詩歌，詩人需要怎樣對待自己的時代。社會在轉型，詩也要轉型。
是的，傳統的文化正在被改寫，一種新的文化格局正在形成。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詩人與社會的關係正在發生全方位的深刻的變化。不認識到這一點，就會成為大時代無情拋棄的“遺老”。在社會文化的變遷裏，詩歌的確是一種艱難的選擇。但是，無論文化格局怎麼變，作為心靈藝術的詩歌總得遵從藝術促進社會進步的最後原則，作為時代的情感記錄者的詩人總得既具有生命關懷，也具有生存關懷，對養育他的時代和人民有所回報。
背對社會，背對時代，又希望成為社會的驕子，時代的寵兒，恐怕是很搞笑的。
楊礦的《三千六百五十行陽光》，就是詩人對時代的回饋。重慶有福了，在直轄十年的時候，有著這樣的情歌。
我想起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1927年，當十月革命迎來10周年的時候，馬雅可夫斯基寫出了著名長詩《好》，這首長詩永遠地留在了文學史中，是十月革命最初十年的情感紀錄和心靈回音。《好》的許多名句當年即使在中國也流傳很廣：
我讚美
祖國的今天，
但我要
三倍地讚美
祖國的明天。
長詩受到熱烈回應，著名評論家盧那察爾斯基稱它是“十月革命的青銅塑像”。可不可以說，《三千六百五十行陽光》就是直轄市重慶十年的青銅塑像。詩人用個性化的濃濃的情思去瓦解、融化、重鑄直轄的重慶，讓情得到伸展，讓情與事得到融合。重慶的曆史經過心靈的釀造，幻化成動人的歌唱：
從一到十
是個數的結束
位數的開始
是阿拉伯在一座城市
量的突破
質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