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嶺南醫藥出版業與民國廣東中醫期刊1（2）
三、主要醫藥槧本（廣東版本）介紹（一）《黃帝內經素問》24卷廣東槧本醫籍中醫經類著作很少，故《黃帝內經素問》24卷顯得尤為重要，其在廣東省內共刊刻版本一種，為光緒丙子新會李元綱據宋刻本刊，此版本未被《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收錄。今此書藏於孫中山文獻館，共6冊，篇首附有光緒三年（1877年）十月李元綱作的重刻序言：“右素問二十四卷，唐王冰注，宋林億等校本，僅案是書有宋槧本見。天祿後目自外有至元乙卯古林書屋刊本，平津館嚐得之，然宋元古刻，世不恒有，唯明版尚眾，餘所見兩明版皆影宋槧本。其最精者，嘉慶顧從德本，作二十四卷，趙簡王居敬堂本作十二卷。自外有周日校刊、汲古閣刊、吳勉學刊、潘氏黃氏刊，至近日丹徒刊，號稱宋本，殆亦從顧本出。蓋版式書法已改今體，而行款字數及缺漏縮添之處，均與顧本相符故也。趙刻且難得，遑論明以前佳槧耶。吾粵鄉向無素問刊本，藏書家所庋架非醫人所得窺。吳氏醫統正脈亦不能家有其書也，今以顧氏影宋本為主，以諸明刻校正刊行之，以資醫工而已，不足言藏書也。”［9］序中李氏詳細介紹了該書曆代佳版，並交代了刊刻選本及參校本，同時也點出了刻書的目的。李氏序中所載《黃帝內經素問》24卷宋明版本，在《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中均未見，故李氏此序也可作為了解該書已佚版本的依據。
（二）《景嶽全書》廣東版本
雖《景嶽全書》一書的初行本刊刻年限仍存在爭議，然其書刊行行世卻與嶺南有著很深的淵源。據考《景嶽全書》一書是張景嶽晚年作品，書成不久張氏即辭世，後由其外甥攜書稿來粵，托時年任廣州布政使的同郡魯超刊梓，正如林日蔚在書中寫的《全書紀略》一文中提到：“編成於晚年，力不能梓，授先君，先君複授日蔚。餘何人斯，而能繼先人之遺誌哉！歲庚辰，攜走粵東，告方伯魯公。公曰：“此濟世慈航也！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捐俸付剞劂，閱數月工竣。不肖得慰藉先人，以慰先外祖於九原，先外祖可不朽矣。”［10］15後該書又經兩廣轉運使賈棠、查禮南氏等人先後複刊，始大行於世，對《景嶽全書》此段刊刻經曆，學者趙立勳等人在《景嶽全書》1991年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點校版中的點校說明做了詳細的記載：“本書約撰成於1636年至1637年間（明崇禎九年到十年），書成不久，景嶽即謝世。世亂貲乏，未能梓行。直到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始由景嶽外甥林日蔚攜至廣州，經廣州布政使同郡魯超（謙庵）主持刊刻行世，是為《景嶽全書》的始刻本，簡稱魯本。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兩廣轉運使賈棠（青南），因魯本‘浸失，世罕見之’，乃重加翻刻印行，是為賈本。由於賈棠不久即離職還鄉，並挾版北歸，故亦未能廣為流布。後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由查禮南氏聚合多人，複據賈本加以重訂而‘鋟板摹發，重登梨棗’，是為查本，由此全書乃大行於世。流傳迄今將近三百年，版本翻刻多達四十餘種，然究其源流，則不外源出和歸屬於以上三種版本係統。”［10］4可見《景嶽全書》早期經典版本均出自嶺南。
此後，隨著景嶽醫學對嶺南醫學影響的深入，《景嶽全書》的版刻重刊活動依然活躍，據《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載，除《景嶽全書》在粵省先後被刊刻的版本有：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會稽魯超刻本、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兩廣運使署刻本、清康熙聚錦堂刻本、清鹹豐五年（1855年）佛山連雲閣刻本、清同治七年（1868年）文廣堂刻本、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拾芥園刻本、清同文堂刻本等［4］704-705。但在廣州市館藏醫書中，以上版本均未見，反而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查到《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中沒有記載的三元堂刻本。
三元堂刻本書中扉頁“有景嶽全書，張會卿先生著，三元堂藏版”字樣。木刻本24冊，刊行年代約為光緒年間。書中內容分錄於23冊，分別為傳忠錄1冊、傳忠錄及神脈1冊、傷寒1冊、雜症8冊、婦人1冊、小兒1冊、痘瘡1冊、外科2冊、本草1冊、新方1冊、古方5冊。書中卷首僅附閩浙製使沈陽範時崇所撰序言一篇，範序中提到：“是書為謙庵魯方伯任粵時所刻，紙貴五都，求者不易。轉運使賈君，明於順逆之道，精於升降之理，濟世情殷，重登梨棗。予於庚寅孟冬，奉天子命，帶星就道，未獲觀其告竣。閱兩月，賈君以劄見示，《景嶽全書》重刻已成，命予作序。餘雖不敏，然以先文正公良醫良相之意廣之，安知昔日之張君足為良醫，而異日之賈君不為良相，以佐我皇上萬壽無疆之曆服耶？故為數語以弁卷首。”［11］可見範製使序言當為賈棠刻版所作，故三元堂藏版當不早於賈棠版。然書中每冊均附修訂人員名錄，依次為瓊南雲誌高載青氏、休寧查延璋禮南氏、西園黃延璋峩砂氏、錢塘曹如璨壁臣氏、山陰繆之偉亮工氏、豫章沈維相枚臣氏、古吳潘梧朝生氏、關中劉夢熊太占氏、江寧朱見一全捕氏、山陰俞士琳梅村氏10人。根據趙立勳點校版中廣東典試正主考翰林院編修查嗣序言：“餘族子禮南客粵，以其才鳴於時，而尚義強仁，有古烈士之概。慨是書之不廣暨也，毅然倡其同誌諸君，醵金以授梓人，鋟板摹發。”［10］15三元堂藏版中查禮南氏在訂者之列，且多人共同訂刻，符合查禮南重訂刻印本信息，故可推斷三元堂藏版當以查禮南刻本為藍本刊發。
（三）《驗方新編》係列之廣東存版
《驗方新編》一書是湖南籍醫家鮑相璈所著。鮑相璈，字雲韶，是清代道光年間的官吏與醫家，他認為驗方能夠在醫療條件不允許的情況下發揮作用：“凡人不能無病，病必延醫服藥，然醫有時而難逢，藥有時而昂貴，富者固無慮此，貧者時有束手之憂焉，方便計自莫良方於單方一門矣。單方最多，選擇宜精，果能方與症對，則藥到病除，無醫亦可。……雖至窮鄉僻壤之區，馬足舟唇之地，無不可以倉促立辨，頃刻奏功。”［12］1故他本此救苦之心，自幼廣求驗方，不遺餘力，終積20年之功，集成《驗方新編》16卷行世，首次由粵西武宣官廨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出版發行。書發行後在粵省受到廣泛的好評，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海山仙館潘仕成據粵西版本重刻，並為該書寫有重刻序言一篇：“昔陸宣公在南中，撰今古集驗方五十篇，惜今不傳，而蘇端明複與沈存中撰蘇沈良方一書，後人力辯非端明之筆，顧端明雜著時言醫理，於是事殆亦頗究心。蓋方藥之事，術家能習其技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儒家能明其理而又往往未經試驗，所謂方出存中而端明以博通物理，其輾轉代傳，其功豈遽出存中下宜。迄今千百載，蘇沈齊稱矣。明焦弱侯亦曾欲集古雜記中諸藥方為一書，惜未成袛筆。……近善化鮑君成驗方新編一書，刻於粵西，其視葛洪肘後方、孫思邈千金方未知何如，而平易近人，隨時隨地均可濟物。予特重付剞劂以分貽四方，諸君子庶益廣流布，更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俾立方者與餘之願力，引申於無窮，或又重刊以輾轉代傳於通邑……”［12］2潘氏序中感慨當時方書乏善，且將《驗方新編》比之《蘇沈良方》，高度肯定了鮑氏方書的價值。據《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4］262載，海山仙館於同治元年（1862年）又重刊了此書，也可見潘氏對此書的重視。目前孫中山文獻館存有此書版本3種，分別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海山仙館版、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廣州經史閣藏版及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廣州麟書閣版。
該書後經丁雨生中丞（丁雨生中丞為丁日昌，為粵省官吏及藏書家，主持持靜齋）刪減，成為《選錄驗方新編》，並在光緒十年（1884年）由安吳潘謨卿氏改用縮版，由信述堂刊刻發行，此版書中寫有凡例一篇，以記增刪事由：“原編卷帙頗多，艱於攜帶，茲特刪繁就簡，揀成善本，又用縮版排印，以便舟車，庶取攜較為簡當；近來沿海皆種洋痘，百無一失，故詳其說於編，原編所載種痘，舊法不能萬全，概從刪節；咽喉要症急宜善治，原編所載未盡純粹，以精略為刪節，另增入寶氏各神驗方二十七條……”［13］4此書較海山仙館版增加了17卷咽喉秘要、18卷痧症全書，因為是縮印版，所以字體較小。潮州正誼善堂也在光緒十二年（1886年）重刊。此後該書前後演變為《選錄驗方新編》、《增廣驗方新編》、《增訂驗方新編》、《增訂驗方新編全書》、《增訂驗方新編縮本》等名目，但細考其內容，均為刪節版之《驗方新編》，且各版內容相差無幾。在演變過程中，有李沅、譚國恩、馬寶華、梁成等人所寫的重刻序言，可從中看出各版的演變經過。
馬華寶在光緒十八年（1892年）重刊驗方新編序中說：“粵籍丁雨生中丞所刻之驗方新編，刪繁就簡，提要鉤元久矣……光緒甲申年，安吳潘謨卿氏改用縮版，善則善矣，而仍用大本以行世，舟車所帶仍覺未便，茲仿京都琉璃廠袖珍原本之小，則合十餘卷為一卷，而字劃明晰，核對無訛，且為書闊不過五寸，庶水陸往來筐笱之間可攜而檢也，鄉曲簡陋，蒙師之座可指而證也。其於丁雨生中丞所纂輯之遺，不無補焉。”［14］從序中可以看出丁雨生刪節鮑相璈方書，再經潘謨卿氏改用縮版發行，然而版麵仍過大，不便攜帶，故引琉璃廠袖珍本之意，進一步精簡，故馬華寶序版的底版依據是1884年經丁日昌刪減之《選錄驗方新編》。
同年，即光緒十八年（1892年）七月望日新會譚國恩也在日本橫濱中華會刊行版中作序，也論及刻印原意：“方書之善，無有逾於驗方新編者，居者家置之，行者筐藏之。雖謂扁鵲常在可也，此書我粵盛行而以海山仙館所刊為最。予前在都供職，曾與同人醵金由粵印分送。適時症大作，人頗便之，而猶以未獲傳諸遠為憾，同邑李孝廉鴻年，因計偕留都，商以鐫板存之，邑館自願捐資，予促成之，孝廉之功誠偉，予之心亦差慰矣。……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將來流傳日廣，由此邦已達彼邦，共倣而行之，有地皆春……”［15］2序中譚氏充分肯定了《驗方新編》一書的價值與重刊的必要性，我們可以從中體會譚氏東京再版的苦心、體諒身處異鄉旅人的善心，及希望我中華醫藥光大的用心。在譚序版的底板選擇上，譚氏序中提到：“庚寅奉合肥李公，奏調隨使日本國，檄駐橫濱，見夫我中國人之居此者，既庶且繁而醫家絕少，每遇疾病，束手無策，離鄉萬裏，朋輩皆為寒心，緣攜有重刊丁雨生中丞增訂縮印本，以前事商之同鄉陳慧生、蘇傑生、曾卓軒、家沛霖諸君，慨然有同誌，謂此本較便舟車，速集巨款以鋁鐫刻，十月而書始成，校勘之力則李君博之，劉君柱石居多焉。”［15］2故可看出仍是選擇丁中丞增訂縮印本。
李沅在光緒二十四（1898年）季秋由羊城學院前寶經閣《增訂驗方新編縮本》中作序言：“醫方之輯權與宋王氏博濟方及蘇沈良方，後世仿行日盛，而完備者莫如善化鮑氏之驗方新編，此書道光丙午始刻，於粵西後海山仙館再梓以行，丁雨生中丞後增訂焉，後李孝廉鴻年刻於都中，譚彤士觀察刻於東瀛，人皆便之。唯吾粵坊刻訛解漏脫，不利於用。唘瑞壘主人倩，名手精校，重付剞劂，即仿譚刻一本之式，以便攜覽。俾舟車旅驛，僻壤窮鄉，手邊一編，自可按圖以索，誠利物之盛心也，餘故樂為之序。”［13］3光緒三十一(1905年)仲冬出使沒墨秘古國大臣番禺梁成，也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香港東華醫院鉛印本中作序道：“中國醫學日墜，療疾恒資古方，選方書久推驗方新編為最著，風行海內外數十年，然傳刊既多，時虞舛誤。李君夢九旅墨洲有年，習知旅人篤信中國方藥，每慮坊本錯誤貽害，爰校正印送若幹本猶歉，然於流傳之未，普倡議購置鉛版三副分存於廣東廣濟醫院、香港東華醫院、上海廣肇會館供人刷印，分贈以惠行旅而遍鄉曲，意至美也。未匝月同人捐資逾於剞劂之費，乃倂以餘款印書濟世而夢九之善願已成。”［16］李沅作序版在書的版麵外側可見“日本橫濱中華會館藏版”字樣，可見其是仿自譚氏橫濱會館版，而梁成作序版則在書的扉頁上印有：“版一存香港東華醫院，一存廣東省城廣濟醫院，一存上海廣肇會館。任人印送，不以版資；翻刻亦不究問，但須細校以免貽累為要”字樣，且序言後附有捐資刊刻之各善友捐銀芳名開列。在書的具體體例上，李序版與梁序版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