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下麵館，一碗西紅柿雞蛋麵三塊錢。夏利車起步價一塊二，從單位打到住處，12塊。房價？沒人關心房價，2003年的貢院六號，每平米四萬，老六當新聞貼到版內，大家對這暴發戶式房價一通嘲笑。直到2004年，市區也就每平方米五千，2002年，我認識的朋友誰會關心房價呢？大家關心電影還來不及，關心話劇還來不及，談戀愛還來不及。
老六出過暢銷書《大話西遊寶典》，也出爛書。飯局，正值他懷疑人生時，“2003年的全國圖書訂貨會在北京國際展覽中心召開，俺去那些展廳采風。到處都是‘做’出來的書，掛羊頭賣狗肉，扯虎皮做大旗，為婊子樹牌坊，拿肉麻當有趣。俺對這個行業的反感和絕望到達了頂點……在接下來的時間裏，俺一方麵編著老廖的書，以及其他的雜碎，一方麵被那種無力掙脫的幻滅感撕扯著，實在找不到解決之道”。
那時很多人都剛到北京。被賈樟柯稱為“像上世紀二十年代剛從蘇聯回來的革命家”的Liar，寫影評，出書，創“晃膀子聯盟”，組織年輕影評作者，與學院派打筆仗，指點江山，意氣風發。2012年，沉寂已久，他以本名李霄峰出了本書，叫《失敗者之歌》，我采訪他，原來當年他是從比利時休學，瞞著父母跑回北京，學費花完後，跟一個朋友家打地鋪。以長貼《等待是一生中最初蒼老》蜚聲西祠的顧小白，那時還不是著名編劇，而是鐵通職工，單位還分他一套小房子。看上去他完全沒理由辭職。他隻是焦慮。而在當時，我以為隻有我的人生千瘡百孔，即使在最歡樂的酒局，朦朧四顧時，心裏都有個聲音高喊：你跟他們不一樣！—後來想想，很多人，於此時或許已有抑鬱症的伏線。2012年深冬一次飯局，一桌人，有四個得過抑鬱症。
而在2002年，我們對此一無所知。猶如一群等待上場的演員，期待著“真正的生活”，堅信“一切價值將被重新評估”，而與身邊世界格格不入。當我們來到飯局，猶如進入另一次元。現實世界被稀釋，不再那樣堅硬。而精神世界，在火鍋店繚繞的白煙之間，在中南海點8的青煙之間，凝固成發光的空中樓閣，我幾乎忍不住要伸手觸碰。我再也沒見過那麼多誇誇其談的人，性情比作品更像藝術品。如果有少壯派“晃膀子”的加入，滿屋子嗡嗡嗡都是黑澤明費裏尼安東尼奧尼。經常談論的名單：羅大佑、侯德健、崔健、賴聲川、孟京輝、劉小楓、克爾凱郭爾、杜拉斯、裏爾克、楊德昌、侯孝賢、賈樟柯、岩井俊二、宮崎駿、阿莫多瓦。《巴黎燒了嗎》《流放者歸來》《光榮與夢想》《伊甸園之門》……談電影比文學多。
我想是因為DVD。剛到北京時，文藝青年都是到聖地小西天買刻錄碟：黃色牛皮紙袋，裝一張裸盤。許多大師片不出VCD。但，進入2002年，碟店開始有大量大師作品的DVD！剛看到時，站在貨架前，止不住地發抖：這麼多的基斯洛夫斯基！這麼多的費裏尼！這麼多以前隻在書上看過的名字！我們像饑餓已久的難民，掠過京城碟店，一茬茬地收割。回家看完，聚會就聊。那是一個急劇補課的時代。世界如一匹寬銀幕，在眼前緩緩舒展。
那時聚會，還沒有人手一部智能手機，滴滴答答發微博。大家出門，要麼帶書，要麼帶碟，見麵先問：最近看什麼了？猶如兩隻螞蟻相見，先以觸須互碰，一聞而知，對方是否同類。那時候的時鍾走得比較慢，時間揮霍不盡，隻能大段大段看書。提到一個作家，飯桌那側總有人應聲而起，伸手來握：我也喜歡他—這觸須互碰的片刻，如此珍貴，在當年，一個個趕稿崩潰的深夜，提醒我：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其實，雖然自稱吃貨，所吃飯館並無奢侈名館，人均五十的自助餐已算昂貴，因為座中還有學生。飯館同時要滿足如下需求：能容納四五十人的包間、過十一點不打烊。為找到一家合適的飯局地點，老六曾一下午打掉手機四分之三的電。常常是火鍋店，或“九頭鳥”之類大眾飯館，若是“羅傑斯”，則包下二樓。而無論在哪裏，超過十一點，服務員的臉色都會越來越難看，白色塑料桌布被醉鬼的手蹂躪得滿目瘡痍。地上啤酒瓶林立，打翻的啤酒帶著白沫流出來，沿著地上躺著的兄弟，蜿蜒曲折地畫出人形，猶如一場凶殺案的勘探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