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北京，亮起的第一個畫麵，2001年11月22日，小雪。賴聲川的《千禧夜，我們說相聲》。小雪夜未下雪，但極冷。這是我人生中第一個“現場”，頭一回與許多人一塊兒，在一封閉空間，笑聲朗朗地看一個劇，雖然笑得悲涼。散場後，長安大戲院前的地下通道寒風刺骨，人們低頭急行，或眼疾手快地從人群中逮個熟人一起吃飯。我的飯局有程靈素姑娘，編劇史航，還有千裏迢迢趕來的海口文學青年二黑。他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坐飛機看演出的人。已是熟極的網友，真人相對，竟是陌生。我靜靜聽他們如數家珍，談“表演工作坊”。這是我頭一個北京飯局。
原來，北京是這樣的。
那時我剛到北京，房間十平方米，一桌一椅一床一書架而已。據說要拆遷，房間裏沒安電話，廁所老舊，一副臨時氣氛。但它有一個白色陽台，以一扇瘦削修長的門與外界相隔，門刷著古雅的棕漆，高處鑲玻璃方格，掩著白色布簾。我常在深夜推門，往樓下的馬路上看。北京的深夜，路燈還是亮堂堂的，永遠不會一片漆黑。這對一個剛到北京的、有著不穩定的神經、不穩定的睡眠、不穩定的情感的年輕人來說，是莫大安慰—你失眠，世界也醒著。黯淡的馬路，猶如一幅寬銀幕幕布，時有汽車經過，也有醉漢。還曾有人在樓下深夜佇立，但那晚我睡著了，毫不知曉。我是八月份來的，到十月，在一個雜誌社工作。而秋季是北京最好的季節，走在街上，迎麵吹來淡金色的風，蕩開衣襟。光線裏仿佛有細細的金沙，幹爽明亮。這是別處沒有的風。用《日瓦戈醫生》中的一段話來形容被這風吹過的感受：“整個空間是如此清明透澈，似乎為你打開了洞穿一生的眼界。這種稀薄空寂的感覺，如果不是如此短暫，而且隻是在秋季短短的一天的末尾、接近提早到來的傍晚時刻出現的話，那真是難以忍受的。”
之前，我在縣城一所變電站上班，上一天，休三天。主要工作是用拖把清潔值班室地板及黑色皮革絕緣墊。時間太充裕了，對於一個縣城青年來說，充裕到讓人絕望。我拿這麼多時間幹什麼？縣城太小，像一件不合身的外套，像緊身衣，捆精神病用的。縣城的夜晚，過了十二點，隻有我的窗戶還亮著燈，視線所及，一片漆黑。這漆黑也讓人發瘋。
我隻是嫌故鄉太小，但命運給了我一個巨大的、巨大的城市。
很多人對北京之“大”印象深刻。頭一回去航天橋“九頭鷹”參加飯局，出租車開啊開啊，始終在水泥高架橋上行駛盤旋，從這個角度看，北京城荒涼，可怕，沒有人氣，像太空城。開呀開，我睡了一覺還沒到。大得讓人倉皇。
我給許多時尚雜誌寫采訪，每月寫近一萬字外稿，能有三千元的稿費，加上三千元工資，這是很大一筆錢。我的房租才三百塊。辦公室是獨棟小洋樓，在東四九條胡同裏，深棕色木地板，踩上去，猶如老式風琴的風箱，發出溫柔悠長的聲音。同事都下班後，我幾乎每天寫到晚上十點四十五，趕115路電車回家。陪伴我的隻有北京的風。冬天，北京會有狂風。它們尖利地溜著電線在空中怒飛，聲勢之大，仿佛窗外立起一個海洋。我側耳聽一會兒，繼續寫。這時網上，開始有人直播飯局盛況，都有誰，喝的什麼酒。我掃一眼，繼續寫。有時寫到晚上，下雪了。立在窗戶前看一會兒，繼續寫。看門的大伯覺得我很辛苦，比任何人都辛苦，每次都同情地衝我點點頭：下班啦？
胡同兩側是青灰色的平房，有月亮的晚上，月亮也是青灰色的。所以沒月亮時，我走在青灰色的胡同裏，也像是在走在月之清輝中。整個平安大道就是一條青灰色的大街，這還是陳希同時代統一刷的顏色，雖然這種整齊劃一為美學家詬病，但在那時，這條大街是我的遊樂場。再往北，或南，東直門大街有熱鬧的東方銀座，天安門長街有奢華的國貿西單王府井，平安大道夾在中間，是一個落寞的存在。不喝酒的日子，我和朋友一起散步，走上幾公裏，身邊是綿延不絕的青灰色的磚牆。作為背景，它們足夠安靜。走累了，就坐馬路牙子上，繼續聊。那時的我們有說不完的話，像要把自己倒出來，剖開了給朋友看。一定是顛倒。在青春期，我活得像中年人；而在二十多歲的那段日子，我現出青春期的種種症狀，包括，懷著巨大而盲目的熱情，包括，急切想把自己剖開了給朋友看。平安大道是單調的，一直是統一高度的平房，一直是青灰色的兩岸，一直是寬闊的街道，還有街道邊的路燈。但是，如果你跑起來，路燈就會像海洋，把你托在水麵。這是我一個朋友告訴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