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日爾蒙斯基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的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第五屆大會上的發言：《作為國際現象的文學流派》，中譯文參閱於永昌等編《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日爾蒙斯基論“中世紀西方類型文學 ”
在中世紀文學中，既談不上文學流派的更替，也談不上個人的影響，在這裏類型的東西高出於個別之上，文學流派的更替表現為文學體裁的連續。……連續不斷地相互更替的占主要地位的體裁有：封建時代以前和早期封建時代的民間英雄史詩；發達的封建社會的騎士小說和騎士抒情詩；中世紀城市的描寫風俗人情的小說。
——日爾蒙斯基：《作為比較文學研究對象的中世紀》，參見《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朱光潛論“建設中國詩學”
在目前中國，研究詩學似尤刻不容緩。第一，一切價值都由比較得來，不比較無由看長短優劣。現在西方詩作品與詩理論開始流傳到中國來，我們的比較材料比從前豐富得多，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機會，研究以往在詩創作與理論兩方麵的長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功究竟可否借鑒。其次，我們的新詩運動正在開始，這運動的成功或失敗對中國文學的前途必有極大影響，我們必須鄭重謹慎，不能讓它流產。當前有兩大問題須特別研究，一是固有的傳統究竟有幾分可以沿襲，一是外來影響有幾分可以接收。這都是詩學者所應虛心探討的。
——參見朱光潛《詩論》抗戰版《序言》。
維斯坦因論“跨文化文學比較”
我不否認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那卻對把文學現象的平行研究擴大到兩個不同文明之間仍然遲疑不決。因為在我看來，隻有在一個單一的文明範圍內，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發現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維係傳統的共同因素。……而企圖在西方和中東或遠東的詩歌之間發現相似的模式。
——維斯坦因：《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頁。
中國學者論“中國比較文學的‘危機’的實質”
對國內（其實國外也有）比較文學研究中存在的牽強附會的X與Y比附模式，無論是圈內還是圈外人士度表示了不滿，“危機”雲雲，即是針對這種情況而發出的警告。
——語出謝天振，參見《中國比較文學》，1994年，第1期，第6頁。
季羨林論“20世紀中國文論之弱勢”
我們東方國家，在文藝理論方麵噤若寒蟬，在近現代沒有一個人創立出什麼比較有影響的文藝理論體係，……沒有一本文藝理論著作傳入西方，起了影響，引起轟動……在當今的世界文論中，完全沒有我們中國的聲音。20世紀是文評理論風起雲湧的時代，各種主張和主義，爭妍鬥麗，卻沒有一種是中國的。…… 盡管中國的科學家有多人得過諾貝爾獎，中國的作家卻無人大大得此殊榮，中華的文論家無人爭取到國際地位。
——季羨林：《東方文論選·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宋人論“詩歌、繪畫比較”
文者無形之畫，畫者有形之文，二者異跡而同趣。
——宋代孔武仲：『東坡居士畫怪石賦』
華茲華斯論“文學與科學”
詩是一切知識的起源和終結，——它像人的心靈一樣不朽。如果科學家在我們的生活情況裏和日常印象裏造成任何直接或間接的重大變革，詩人就會立刻振奮起來。他不僅在那些一般的間接影響中緊跟著科學家，而且將與科學家並肩攜手，深入到科學本身的對象中間去。如果化學家、植物學家、礦物學家的極稀罕的發現有一天為我們所熟習，其中的關係在我們這些喜怒哀樂的人看來顯然是十分重要，那麼詩人就會把這些發現當作與任何寫詩的題材一樣合適的題材來寫詩。如果有一天現在所謂科學的東西這樣地為人們所熟悉，大家都仿佛覺得它有血有肉，那麼詩人也會以自己神聖的心靈注入其中，幫助它化成有生命者，並且歡迎這位如此產生的人物成為人們家庭中親愛的、真正的一員。
——華茲華斯：《抒情歌謠集》，見《西方文論選》（下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頁。
一個典型的“歐洲中心主義”觀點
歐洲任何一座好圖書館中的一架書，抵得上整個印度和阿拉伯的全部文學，我還不知道有哪位東方學家能否認這一事實。我也沒有碰到任何一個東方學家敢於說，阿拉伯和印度詩歌可以和歐洲任何一國偉大的詩歌相比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