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作家麥考萊1835年致印度總督的信，轉引自陳悙等著『比較文學』（高教出版社版），第401頁。
薩依德論“歐洲人經驗中的‘東方’”
‘東方’是一個後來不斷添加了廣泛意義、聯想、引申之意的概念，並不一定指真正的東方，……這些關於東方的觀念往往出自許多歐洲人的經驗，……因此，可以確切無誤地說，每一個歐洲人在講述東方的時候，必然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差不多完全的種族中心主義者。
——Edward Said，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PP203—204.
德國學者論“文學人類學”
顯然，文學人類學不會提供那種曾經由文學研究所斷定的教育。相反它或許能實現一種人類的自我啟蒙——這種啟蒙並不是由以前那種被認為是教育前提的知識百科型積累所帶來的，而是通過闡明我們無意識準則並由此而引發一種長時間的反省過程而帶來的。這一反省過程不再尋求滿足某種理想。而且這一過程能使我們看清賦予我們的種種見解，即使這些見解不是我們世俗的世界所強加的，我們也能看清。雖然這一過程的性質在開始時至關重要，然而它會持續不斷地揭示出我們自身境遇的前提，並由此而揭示出形成我們見解的東西。
但是對於文學人類學將如何獲得合法地位這一問題來說，這還是個非常謹慎的答案。它之所以謹慎是因為它要遵循我們時代社會與文化的準則，這一準則是相當關鍵的。這在今天的美國十分明顯，那裏的趨勢是朝著批判製度和強權壟斷的方向發展的。人們大概希望不要重現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發生在歐洲的事了，當時的文學研究被視為是革命性製度變遷的媒介。經過這一曆史的經驗，資產階級文化後嗣現在肯定會發現，那種想通過文學來改變製度的願望不過是一種幻想。
文學人類學會不會僅僅囿於以另一種方式將當前關鍵性準則變為一種闡釋慣例呢？或許它可能形成一項任務的起點，一項人文學科中所有闡釋學科都能分享的任務，即形成一種文化理論。簽於二十世紀為我們揭示出了文化的異質性，對這一理論的需求似乎特別緊迫。這項任務不僅會賦予闡釋學科一個新的目標，而且會恢複它們已經失去的那些合理性。當然，這樣一種理論不能單靠文學理論完成，但是文學研究能夠以說明問題與鑒別論點這兩種方式促成跨學科討論。文學作為一種獨特文化的產物，它產生於一種文化背景，它的活力來自與這一背景的緊張關係以及對這一背景所十佳的影響。
——沃爾夫岡·伊塞爾：『走向文學人類學』，中譯文見科恩編『文學理論的未來』，這樣說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頁。
歌德論“世界文學”
我愈來愈深信，詩是人類的共同財產。……我喜歡環視四周的外國民族的情況，我也勸每個人都這麼辦。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
——《歌德談話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113頁
馬克思、恩格斯論“世界文學”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了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生產如此，精神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頁。
佛克馬論“文化相對主義”
文化相對主義的混亂狀況。……是……難以解決的。不管我們是以溫和的形式還是以極端的形式談論文化相對主義，這一概念都與其歐洲原意不同，因此措詞中肯定存在著矛盾：文化相對主義本身包含著對其他文化模式的寬容，然而它又把這種態度帶到了對那些不寬容的文化的研究之中。這個矛盾並不限於倫理判斷，也存在於認識論中。科學研究的目的在於取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結果，文化相對主義正與此原則背道而馳。
——杜威·佛克馬：《再論文化相對主義：比較文學與文化關係》，收入《古代歐洲與近遠東文化關係十二例》，1984年巴黎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版第一239—2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