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20世紀中國文壇，民族化派大多對西化派采取勢不兩立的態度，西化派強調向西方學習，民族化派就強調向“自己”學習，例如蕭三[ 蕭三：《論詩歌的民族形式》，《文藝戰線》，第1卷，第5號，1939年11月16日。]就曾把新詩的成就不如小說、散文的原因歸結於詩人們“一下子從古詩的各種形式和體裁‘解放’了出來”，全沒有了章法，另一方麵，鄙視中國舊文化舊文藝，隻顧模仿西洋文藝，“中了‘洋八股’的毒”。針對這種情況，他提出“新的形式要從（中華民族的——葛紅兵注）曆史的和民間的形式脫胎出來。”為此，他作出了解釋：“這些一切是不是說我們頑固，自大，甚至陷於狹窄的、反動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呢？不是！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細研古今中外的文藝作品可以得到一個真理；愈是民族的東西，它便愈是國際的。愈有民族風格、特點的，便愈加在國際上有地位。”“愈是民族的東西，它便愈是國際的。”這是民族化派的典型邏輯。這個邏輯實際上是以“民族的”概念消解了“國際的”概念，把“國際的”看成是各個孤立民族的“並列體”，而不是世界各民族相互滲透、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融合體”，這就實際上取消了“國際的”概念。
實際的道理是：“國際的”必須建立在世界各民族互相融合、理解、溝通，進而共同發展的基礎上，而不是相反；各個孤立的民族主義文化是不可能構建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文化的。從長遠看，世界文化將融合大於割裂、聯係大於斷絕，它將在各個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聯係、大借鑒中產生。
如何從要麼西方化、要麼民族化的二元思路中解放出來，這是擺在當今文藝理論工作者麵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命題。我們的觀點是：摒棄二元對立思維，建立超越西方化又超越民族化的世界化文學。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規範、行為準則、宗教感情、審美心理等有很大的差異甚至對立，過去千百年來，人類為這差異已經付出了極為承重的代價，有的時候甚至是血的代價，原因就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缺乏溝通和理解，東方弱勢民族、文化要麼對西方強勢民族、文化俯首稱臣，采取西方化的策略融入西方之中，要麼采取民族化的策略，一方麵自我封閉，另一方麵敵意、嫉恨西方，在民族、文化上把鴻溝拉得越來越大，這方麵的的例子在人類史上不勝枚舉。國外這方麵的研究也非常多，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湯因比的《文明經受著考驗》、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等等都曾指出衝突隻能帶來悲觀的未來。那麼，如何避免這種衝突，使不同、民族文化走向融合、互信、互補的未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世界市場共同的形成、國際互聯網的誕生、全球衛星電視的播送等等，這些將人們結合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緊密，人們之間的交流、對話、溝通也變得更加便捷，在此基礎上，構建一種既不是強勢文化吃掉弱勢文化，也不是弱勢文化反抗強勢文化的新的世界性文化，建構一種既不走“西方化”路子又不走“民族化”路子的“世界文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而這正式比較文學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
本章附錄
布呂奈爾等論“何謂比較文學？”
比較文學是通過相似關係、親緣關係和影響關係的研究，對文學和表達以及認識的其它領域進行比較，或者在時間和空間中相隔或不相隔的，隻要屬於同一傳統的幾種語言或幾種文化的文學成就和文學作品之間進行比較，以便更好地描述、理解和欣賞它們的一門自成係統的藝術。……比較文學：分析性描述，係統的和有差異的比較，通過曆史，批評和哲學綜合闡述語言間或文化間的文學現象，以便更好地理解作為人類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學。
——布呂奈爾等：《何謂比較文學？》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152頁。
葉維廉論“東西比較文學”
東西比較文學研究是，或應該是這麼多年來（西方）的比較文學研究所準備達致的高潮，隻有當兩大係統的詩歌互相認識、互相關照，一般文學中理論的大爭端始可以全麵處理。
——葉維廉：《尋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學規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頁。
韋勒克批評“狹隘意義上的比較學者”
這種狹隘意義上的比較學者，隻能研究來源和影響、原因和結果，他甚至不可能完整的研究一部藝術品，……因為藝術作品是由自由的想象構思而成的整體，如果我們把它分為來源和影響，就會破壞它的完整性和一歘，所以孤立地找出藝術品中的原因是根本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