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勒克：《比較文學的危機》，《比較文學資料》，北京師範大學1986年版，第59－60頁。
中國學者論“援用異國文學理論與方法以研究該國文學的‘闡發法’”
（闡發法）是一種跨文化地借用文學理論模式的比較文學研究策略和方法。它是在充分理解、審慎選擇和適當調整的基礎上，采用某種具有跨文化適應性的理論和方法來比較、印證、概括、解釋別國文學，由此使研究成為一種介質、一種對話、一種融合，並為進一步的跨文學對話提供可交流與可理解的話語。
－－杜衛：《中西比較文學中的闡發研究》，《中國比較文學》1992年第2期。
中國學者論“主題學研究是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部門”
主題學是比較文學中的一個部門（a field of study），而普通一般主題研究（thematic studies）則是任何文學作品許多層麵中一個層麵的研究；主題學探索的是相同主題（包含套語、意象和母題等）在不同時代以及不同的作家手中的處理，據以了解時代的特征和作家的"用意"（intention），而一般的主題研究探討的是個別主題的呈現。最重要的是，主題學溯自19世紀德國民俗學的開拓，而主題研究應可溯自柏拉圖的"文以載道"觀和儒家的詩教觀。
——陳鵬翔：《主題學研究論文集》，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年版，第15頁。
中國學者論“比較故事學”
在中國學術領域中，比較神話學、比較故事學和比較文學學科之間有著密切關聯，已成為學人的共識，兩者相得益彰。比較故事學研究的”富成果，將使比較文學園圃更為多姿多彩。比較故事學注重實證的學術傳統和通過編纂故事類型索引、母題索引來處理大量資料的方法，以及在世界範圍內探索民間故事原型和傳播演變曆史的研究成果都值得比較文學家認真借鑒吸取。
——劉守華：《比較故事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頁。
艾田伯論“比較翻譯學”
翻譯的比較研究能使我們從深度上識破詩人的藝術奧秘；……使我們發現在翻譯中什麼東西在一種語言中失落了，而在另一種語言裏得到了保存。有時，譯作偶而也會有助於人們對原作的理解，或者由於譯作比原作更出色，結果背叛了原作。
——艾田伯：《比較文學的目的、方法、規則》，《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113頁。
鄭伯奇論“中西浪漫主義之不同”
19世紀初期英法德俄各國平民那種那種放蕩的精神，古代追懷的情致，在我們的作家是少有的。我們所有的隻是民族危亡，，社會崩潰的苦痛自覺和反抗爭鬥的精神。我們隻有喊叫，隻有哀愁，隻有呻吟，隻有冷嘲熱罵。所以我們新文學運動的初期，不產生與西洋各國19世紀（相類）的浪漫主義，而是20世紀的中國特有的抒情主義。
——鄭伯奇：《批評》，《洪水》第3卷第33期。
霍斯特·呂布隆論“比較文學的類型學轉向”
比較文學研究現在已不再滿足於確定“影響”，而把注意力集中於由精神力量所起的作用，集中於獨特的、在文藝美學上可以把握的接受類型和方式，也就是集中於被接受了的促進因素所發生的變化。
——《比較文學譯文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頁。
日爾蒙斯基論“‘平行現象’研究”
不同的民族文學中獨立地、完全沒有文學接觸的情況下表現出來的類似的文學思潮，體裁或者個別的作品——這些在新時代文學中的例子，作為文學發展共同過程的規律性的一種說明，是最有說服力的。……隻有把文學過程的統一性和規律性理解為全部曆史過程的組成部分，才有可能建立揭示其獨特規律性的總體文學。這必須依靠對文學進行比較研究，或者，按照通行的說法，依靠‘比較文學研究’，它既估計到文學發展的平行現象和由它引起的文學之門類型的相似，也考慮到存在著這種平行現象製約並與它緊密相聯的國際間文學相互作用，‘影響’和“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