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之後，“新時期”興起了“新感性文學”浪潮，新的時代條件——政治上的改革、開放，經濟上的市場經濟化，文化上的全球化——這些都構成了“當代文學”的基本前提，換而言之，也隻有由這些要素規約起來的“中國當代文學如何體現自身作為世界先進文學之屬性”的問題才是具有中國文學“當代性”的問題。1949至1977年間，中國文學所處理的基本問題實際上都是“前當代”的由“中國現代”遺留下來的問題，例如“文學如何符合無產階級性？”的問題便是我黨作為革命黨在現代曆史上所要處理的基本文學命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已經漸漸地由代表無產階級利益，肩負階級革命之現代曆史使命的革命黨調整為代表全民利益的執政黨，2001年江澤民“7·1講話”便是這一轉變的理論總結，文學就此也獲得了其不同於“革命黨”時期之核心命題的“當代核心命題”——“如何代表世界先進文化？”的問題。如果我們問：“中國當代文學不同於現代文學的基本問題在哪裏（中國文學的當代性在哪裏）？”其回答一定是在這裏，而這一點，是1977後才有的。中國當代文學在市場化、全球化、個體化等一係列新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上展開，從1977年起這個以新啟蒙為核心的文學浪潮一直維持著它螺旋式發展的勢頭直至當下，並且獲得了它而“以自由、感性、個體為本位”的內在新感性精神本質。
據此，我們說，將1977年後文學劃歸“當代文學”範疇是有理由的。這樣做可以讓“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獲得它內在的精神的邏輯的統一性，進而解決當下絕大多數《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作所遇到的困境：這些文學史大多是生硬地糅合“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新時期文學”三大塊，因為無法把“曆史”和“邏輯”統一起來，沒有整合性的邏輯構架，這些文學史著作常常顯得缺乏“體係”，這是生硬地堅持“49”作為現當代文學學科範圍界限的結果（陳思和先生《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用“潛在寫作”的概念將“新時期文學”與“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在邏輯上整合了起來，可說是一種富有智慧的解決方案，但是這又造成“潛在寫作”在原生態文學史中實際的地位、作用和其在敘述態文學史中地位、作用的脫離，並進而造成敘述態文學史對原生態文學的偏離）。
另外，從學科分量上講，1977後的中國文學其實力完全可以撐起一個學科，在這個時間段，中國漢語言文學真正地獲得了自己的具有“當代性”的典範作品和作家，張承誌、賈平凹、莫言、蘇童、餘華、高行健、李銳、王安憶等在這個時間段均完成了他們的代表作，使漢語言文學真正地達到了和世界文學對話的水平。
由“中國新文學”概念的演化而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概念；由“新時期文學”概念的演化而終有“中國當代文學”學科概念的定型，比照“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概念的成型和演化，“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範圍之定型於“新時期文學”完全是符合“中國現代文學”之學科成型的曆史經驗的。尊重傳統的中國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的學科分野，尋求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在新世紀的曆史性轉型，要求我們既維護兩個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反對“取消論”，同時我們又要反對“不變論”，以新觀念促其新發展。重視文學研究的當下介入性、現實針對性要求我們重視當代文學學科建設，因此從“延伸到當下”的“中國現代文學”中列出“新時期文學”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範圍，以強調之，是完全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