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述過程來看，隨著時代和認識的發展，我們嚐試把“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範圍作相對調整完全是有曆史淵源可循的，也是必要的，目前大陸學界對“中國現代文學”概念的界定主要成型於1950－1960年代（1950年，中央教育部頒布了《高等學校文法兩學院各係課程草案》，其中對“中國新文學史課程”內容做了如下規定：“運用新觀點，新方法，講述自五四時代到現在的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史，著重在各階段的文藝思想鬥爭和其發展狀況，以及散文、詩歌、戲劇、小說等作家和作品的評述。”這個大綱要求把新文學定義為“新民主主義”的文學，論證“新文學的發展是無產階級占領文學曆史舞台的過程和結果”），就如錢基博在1930年寫作“現代文學史”的時候不可能把“現代文學史”的範圍劃定到1949年一樣，成型於1950與1960年代之間的大陸主流學界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界定也不可能把“中國現代文學史”學科範圍延伸到1970年代。
進入21世紀之後，重新審視“中國現代文學”概念，我們會發現把“中國現代文學”的概念限定於1920－1940年代之間的30年是不合理的——它在兩點上顯然和我們這個時代對“現代”一詞的慣常指認不符：一、它和我們現時代的距離拉開了50餘年（1950年代我們稱剛剛過去的30年是“現代”還是合理的，就如同1930年代錢基博稱剛剛過去的數十年為“現代”也是合理的一樣，而現在於21世紀10年代，我們稱50餘年前的某個時期為“現代”就顯得不那麼合理了；二、它專指與現時代已有50餘年之隔的特定的30年時間，顯然也是不合理的，中國文學的“現代”曆程是一個連續的、漸進的、一直延伸到當下的過程，它不可能在某個特定的時間就結束了，至少它的範圍是30年所不能限定的。就此，重新審視這個概念完全有必要。
20世紀以來，中國新文學實際上經曆了兩個高潮，一個是“五四文學”，一個是“新時期文學”。由此，我們可以這樣說：“五四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核心（特別是從文學精神上來說）；“新時期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核心（無論是從文學創作的內在精神還是從文學創作的外在質、量上說都是如此）。從這個角度來說，筆者認為：對“現代文學”學科範圍的界定要以“五四文學”的發生、發展、落潮為基本線索；“當代文學”學科範圍的界定要以“新時期文學”的發生、發展為線索。
從“現代文學”學科發展角度講，“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範圍亟待拓展，完全可以拓展到1977年（劉心武的《班主任》發表，新時期文學開始）。目前的“現代文學”概念，隻包含1917（以是年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為標誌的中國新文學革命開始）到1949年之間大約30年的時間，總體上給人的感覺是作為一門學科，它的曆史縱深以及作家、作品幅員不夠，大多數現代作家都經曆了由“前49”到“後49”的延伸，不管是來自解放區的新銳作家，還是來自國統區的進步作家，他們的創作在1949前後都具有邏輯連續性，對於他們來說，“49”不是什麼特殊的門檻，不可能把他們的創作用49強製性地割裂開來研究，似乎49之前，他們的創作就是“現代”的，而49之後他們的創作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當代”的了，將視野限製在1949年之前，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來說是不完整的。
所以，“現代”文學的學科範圍要擴大。但是，這個擴大不應是無邊的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