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結構主義批評又比結構主義批評更進一步。索緒爾隻是認為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係是任意的，但是這種關係一旦被人們賦予了，它又是確定的，如上文提到的c-a-t這三個黑色記號和它在人們頭腦中喚起的“貓”之間的關係，而後結構主義者則認為這種關係不僅是任意的，還是不確定的，能指永遠找不到那個最初的、確定的所指，能指符號的意義處於不斷的分延、散播之中：符號之所以是符號就是因為我們在許多不同的場合反複的碰到它，盡管它必須在各種場合下保持它自身的某種一致性，以便讓人們認出它，但是因為場合總是在變，它絕對不可能總是同一個符號，永遠無法和自身完全一致起來。“貓”可以表示一隻有皮毛的四足貓科動物，也可以表示一個陰險毒辣的人，一根打了結的鞭子，一個美人，一個調製解調器，等等，就此，語言被看成是一種無法把捉的東西。在此基礎上發過哲學家德裏達把任何一種依賴於終極基礎、最高原則和等級主義的思想體係稱為“形而上學”，這種形而上學總是試圖在自我與非我、中心與邊緣、理性與癲狂、表麵與實質、真實與虛假、感覺與非感覺等二元對立中確立明確的分界線，結構主義的優點正是揭示這種二元對立並展示二元對立的雙方麵是如何互相包含、過渡、和解的（如高與低、明與暗、大自然與文明，等等），而後結構主義卻不願意停留於此，它試圖表明：這些對立事務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有時是如何相互轉化和毀滅自己的，或者他們是如何把某些會給它們帶來極大麻煩的細枝末節驅逐到文本的邊緣地帶。德裏達在對文本進行解釋的時候常常這樣做：抓住作品中某個明顯無關宏旨的東西——一個注解、一個反複出現的次要術語或形象、一個隨便寫出的隱喻——精心地加以琢磨，以致它大有可能成為使文本的整體性受到瓦解的對立物，進而展示文本是如何實際上和支配自己的邏輯體係相抵牾的。
以上，我們大致分析了西方技術主義批評的各個流派。從上述分析我們會看到技術主義的分析實際上和閱讀中的感性經驗越來越遠離了，所以相對於比較傳統的印象主義的審美批評，這種技術主義的美學評論，也可以被定義為“反美學批評”——它恰恰是美學性感受成為不可能。
本章附錄
孔子對《詩經》的道德批評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論語·為政》
柏拉圖論“作品的道德要求”
作品須對我們有益；須隻模仿好人，並且遵守我們原來替保衛者們設計教育時所定的規範。
——《理想國·卷三》
『毛詩序』對“文學道德作用的論述”
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注：《毛詩序》又稱『詩大序』，漢代解釋『詩經』的共有四家，後其餘三家均失傳，僅存毛詩，毛詩在『詩經』首篇之前有一篇總論性質的序，世稱《詩大序》，另外在《詩經》各篇名下都有“小序”。毛詩是我國第一部詩歌專論著作，它汲取了先秦儒家傳詩經生們的成果，是先秦儒家詩論的總結。——葛紅兵
馮·戴伊克論“話語分析”
早在兩千多年前，古典修辭學就已經指出，話語不僅有語法，即正確使用語言的規則，而且，在交際框架中，還有具體特殊的功用。修辭學闡述了在勸誘交際中有效使用話語的條件。合宜的文本隻是有效運用話語的必要條件之一。另外，在語法描寫的各層麵上，我們還可以發現隨意的（修辭格）操演過程；語音、詞彙、句法結構、語義的修辭格。修辭形式由這些結構的特殊轉換構成；轉換的種類有增加、重複、刪節、換位、替代。換言之，除語法外，我們還發現與文體學有關的另一種話語結構描寫方法。其獨特之處是對功能的考慮；它研究在一定社會背景下話語如何有效地促使受者接受或改變態度。也就是說，除結構分析之外，修辭學還要研究話語的認知平麵和社會心理平麵。從這個角度看，話語不僅是言語實體，而且就其根本來說，它是一種社會交往形式。該事實的全部意義隻是在70代中期以後才被研究者們弄清。……
所以，這個語言使用的結構描寫框架仍然缺少一個平麵。語段不是靜態的實體，而是連續不斷的動態實體，即運動的形式。在口頭話語中，不僅有語法結構的表達式，還有繁複的非言語或副言語活動，比如語調、手勢、表情、姿勢等。話語的解釋和話語的功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人們對這些活動及其與言語平麵關係的解釋。雖然人們隻是最近才開始探討非言語交際對話語的意蘊，但是，無庸置疑，這是研究作為行動形式的話語的一個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