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國形式主義批評的基礎上20世紀西方又發展出了新批評派。新批評主要把精力集中在對單個作品的語言、結構、技巧手法的研究上，因此又稱為文本批評，但是新批評並不是純粹的形式主義者。英國當代文論家特裏·伊格爾頓就說“新批評還出是純正的形式主義，阿是拙劣的摻進了民眾經驗主義——認為詩的本身多少‘包含’著現實。[ 特裏·伊格爾頓：《文學原理引論》，第59頁。]”這話什麼意思呢？新批評派的代表人物理查茲的觀點可以作為佐證，理查茲認為現代科學語言是真知識的典範，但在情感上它卻又有不足。它無法滿足人民大眾要求對“什麼？”和“為什麼？”這樣的問題提供答案的願望，而僅僅是滿足於回答“怎樣？”這一問題。他認為詩歌是一種情緒性語言，而不是“指代性”語言，是一種看上去是在解釋世界，實際上是在以令人滿意的方式將我們對世界的感情組織起來的“似是而非的表述”。最有效的詩歌是以最小量的衝突或挫折組織起最大量的衝動的詩歌，沒有這種精神治療，人類社會的價值準則就有可能崩潰。從這點上看，顯然新批評在注重形式的時候承認了文學作品的內容。但是，新批評反對把中內容歸結為作者或者讀者，他們認為作者的寫作意圖即使能夠在作品中再現出來對於作品的閱讀來說一額上毫無意義的，同樣，特定讀者的情感反應（印象主義平批評重視這一點）也不應該與文學作品的的意義混為一談：文學作品的意義家是文學作品的意義，既與作者的意圖無關，也與讀者的主觀感覺無關，意義是公開的，客觀的，寫在作品自身的語言中的，因而文學批評不能向主觀主義、印象主義投降，而應當技術化。正是從這個方麵出發，特裏·伊格爾頓對新批評派這樣評斷：
“在文學批評在北美竭力爭取‘職業化’，竭力爭取北承認為一種值得敬重的學科的那些年代，‘新批評’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在這樣一個以硬科學作為檢驗知識的主導標準的社會裏，它的一整套批評方法度是以硬科學之道還治硬科學其身。‘新批評’運動的初衷是對一個技術占統治的社會提供人道主義的補充或替代，但它現在卻發現，它本身也正以它自己的方法再次製造一個這樣的社會。”[ 特裏·伊格爾頓：《文學原理引論》，第62頁。]
結構主義批評。結構主義者認為任何一個體係的構成單元隻有在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上才有意義。在結構主義者看來，文學作品的意義不能在文學作品中的各種孤立要素中去找，而應當在構成了文學作品的各種要素之間的關係中找，意義來自於這種“關係”，而不是要素本身，意義不是實質性的而是關係性的，所以“你不必到詩的外部去找意義，而隻要在詩的各個要素之間找，因為它們會互相解釋、相互界定。”特裏·伊格爾頓對此有一個例釋。他舉這這樣一個故事為例：一個小孩與父親吵架後出走，在烈日下穿過一座樹林，跌落在一個深坑裏。父親出來找他的兒子，向深坑裏張望，但因為光線很暗，看不到兒子。此時太陽剛好升到他們的頭頂，照亮了坑的深處，使父親救出了孩子。在歡樂中他們言歸於好，一同回家。”中國故事可以用各種方法來解釋，精神分析批評家或許會在其中發現俄狄普斯情結的暗示，並證明孩子掉進坑裏是因他與父親反目阿無意識地希望給予自己的一種懲罰；許還是一種與象征性的閹割形式或象征性的對母腹的求助。人道主義批評家也許會認為它形象地描寫了隱匿在人際關係中的各種矛盾衝突；還有的批評家或許會認為他是一場擴展了的、相當無聊的“兒子和太陽”的諧音（son/sun）的文字遊戲。而結構主義批評家則可能這樣圖解這個故事：
“第一個解釋意義的單位，‘兒子與父親爭吵’，可以改寫為‘低對高的反叛’，孩子穿過樹林這段路程是沿著一條平行的軸線運動，與垂直的軸線‘低與高’形成對照，可用‘中’來表示。‘掉進深坑’掉進低於地麵的一個地方，又可用‘低’來表示，阿太陽的高度則是‘高’。陽光照進深坑，是太陽俯就於‘低’，這就把故事的第一個指示單元‘低反對高‘的意思顛倒過來了。父親之間重歸於好，回複了‘低’與‘高’之間的平衡。一同回家的路程表示‘中’，標誌著取得了一種適宜的中間狀態。”[ 特裏·伊格爾頓：《文學原理引論》，第114頁。]
結構主義的分析實際上是把故事的實際內容排斥在外，而全神貫注於形式。比如在上述故事中，故事中的要素，如“父親”和“兒子”本身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們之間的關係，隻要關係不變，取代“父親和兒子”的可以是“深坑與太陽”、“母親與女兒”、“飛鳥和田鼠”等等，對於結構主義者來說這些故事都是一樣的。
現代結構主義的創始人是索緒爾，索緒爾在1916年完成了他的劃時代的巨著《普通語言學教程》，在這本書中，他把語言看成是符號的體係，每符號都是由“能指”和“所指”組成的，如c-a-t這三個黑色記號就是“能指”，而它在人們頭腦中喚起的“貓”這個動物的意象則是“所指”，索緒爾認為語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係是任意的”，因此語義不是固定的存在於符號中的，而是功能性的，就此，索緒爾不關心語言的所指，而關心語言的能指，致力於研究“符號的客觀結構”，觀察這種客觀結構使話語得以形成的規律，他說，為了有效地研究語言符號所指的對象，即符號實際表示的事務，就不得不暫時把它置於“括弧”之中。索緒爾強調符號和它所指的對象、詞和物之間的無端隨意的關係，它有助於把文本和它周圍的環境分離開來，使它成為一個自主的客體，這就為純粹的對語言符號進行結構主義的分析打開了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