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擺好這個身份地位，批評家的態度很重要。一方麵批評家要有正氣，但是反過來，我們也要反對那種所謂的“含淚的批評家”，那種道學式的批評是要不得的；一方麵批評家要有理論素養，但是我們也要反對那種本本主義的批評家，就如魯迅所反對的，“獨有靠了一兩本‘西方’的舊批評論，或則撈一點頭腦板滯的先生們的餘唾，或則仗著中國固有的什麼天經地義之類的，也到文壇上來踐踏，則我以為委實太濫用了批評的權威了（《對於批評家的希望》）”；一方麵我們提倡批評家的戰鬥精神、批判鋒芒，但是另一方麵我們也要提倡批評家的寬容，文藝的問題不能用打棒子、扣帽子、罵臉子的方法來解決，辱罵和詛咒絕不是批評的正當方法，批評應當說道理、講寬容，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一方麵批評家要有藝術修養，要用美學觀點來批評文學，但是另一方麵我們也要把美學的觀點和曆史的觀點結合起來，我們不能單單看來作品的形式之美、抽象的結構、描寫等等美學問題上的優點，而忘記了作品在終極上是有思想性的，這思想是反人類的還是愛人類的，這思想是代表了人類進步文化的還是代表了落後文化的，這思想是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大多數的還是一小撮的，這些都是批評家要分析的，作品的美學上有品位，不等於說它在思想上也有品位。總之，批評家必須有具體作品具體分析的態度、實事求是的態度。
具體說來，要有這樣的態度，批評家重要的是掌握批評標準的絕對性和相對性。這是一個事物的兩麵，不相信自己的標準具有絕對性，批評家說話就沒有底氣，遇到壞的作品需要批判時，就會顯得沒有勇氣，過於相信自己的標準的絕對性，意識不到這批評標準都是相對的，就如同魯迅所說“沒有自我反省”意識的批評家，往往又會盛氣淩人，顯得粗暴。如何擺正這批評標準的絕對性和相對性的關係呢？
文學批評的標準是批評家用來衡量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思想價值、文化價值、社會現實意義等的尺度的全稱。沒有尺度的批評家是不存在的，但是，在不同的尺度之間有不同的側重的批評家是存在的：有的批評家比較側重於審美尺度，曆史上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批評家傾向於用這種純審美標準，這就構成了文學批評上的審美批評形態，因為文學在終極上是一種藝術表現方式，其表現性被用來衡量作品的價值，便也是可以理解的了；有的批評家比較側重於作品的現實意義，這便構成了文學批評上的社會批評形態，因為作品是一種精神產品，它來源於生活，經過讀者的閱讀以後還要反作用於生活，那麼從作品反作用餘生活的可能和力度來衡量作品，便也是批評的題中之義了；有的批評家側重於作品的文化價值，這就構成了文學批評上的文化批評形態，因為作品創作出來之後，首先它是對文化的反映，進而也變成了特定時代文化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講，批評家看重一部作品反映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階層特殊文化的深度和廣度，看重一部作品在其時代背景中參與文化構建的能力，也是有足夠的理由的；有的批評家著重於作品的思想深度，強調作品要有思想史意義，這就構成了文學批評上的思想批評形態，因為一部好的作品往往能改變一代人的思維方式，起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
批評重心的不同、側重點的不同，構成了文學批評的不同形態，上麵僅僅是我們常見一些批評形態，還有如精神分析批評、原型批評、形式批評、結構主義批評、解構主義批評、女權主義批評等等，批評標準上有多少種側重就會有多少種批評的亞形態。當然，要構成一種大家公認的批評亞形態，也不是那麼簡單的，它要有自己體係性的基礎理論，如精神分析批評的基本原理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要有自己的典範理論家以及典範性批評文本，如精神分析批評中弗洛伊德及其對陀斯妥耶夫斯基創作、莎士比亞創作、達芬奇創作的批評性文本等等。
從上麵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批評的具體形態和標準是多種多樣的，那麼在這些具體的形態和標準中有沒有一些是對讀者特別重要、對作者也特別重要的基本性的東西呢？在這些標準的之上有沒有一個最高標準呢？肯定是有的。如果說上述不同批評形態的具體標準構成了文學批評在其特殊形態中的特殊原理，那麼這個基本的標準則構成了文學批評作為一個“一般”物的普遍原理。這個普遍原理、最高標準恩格斯在給拉薩爾的一封信中有一個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