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自我中心的故事的其他典型特征顯示出類似的性質。小說中所有的女人總是都愛上了主角，這種事情很難看作是對現實的描寫，但是它是白日夢的一個必要成分，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同樣地，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很明顯地分為好人和壞人，根本無視現實生活中所觀察到的人類性格多樣性的事實。“好人”都是幫助已成為故事主角的“自我”的，而“壞人”則是這個“自我”的敵人或對手之類。……當一個作家把他創作的劇本擺在我們麵前……我們感到很大的愉快，這種愉快也許是許多因素彙集起來而產生的。作家怎樣會做到這一點，這屬於他內心最深處的秘密：最根本的詩歌藝術就是利用種種技巧來克服我們心中的厭惡感。這種厭惡感無疑與每一單個自我和許多其他自我之間的屏障相關聯。我們可以猜測到這一技巧所運用的兩種方法。作家通過改變和偽裝來減弱他利己主義的白日夢的性質，並且在表達他的幻想時氣功我們以純粹形式的、也就是美的享受和樂趣，從而把我們收買了。……一個創作家提供給我們的所有美的快感都具有這種“預感快感”的性質，實際上一種虛構的作品給予我們的享受，就是由於我們的精神緊張得到解除。甚至於這種效果有不小的一部分是由於作家能使我們從作品中享受我們自己的白日夢，而用不著自我責備或害羞。這就把我們帶到了一係列新的、有趣的、複雜的探索研究的開端；但是至少在目前，它也把我們帶到了我們的討論的終結。
——選自伍嘉甫主編《現代西方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
柏拉圖論“摹仿”
蘇格拉底：我們好不好就根據這些實例，來研究摹仿的本質？
格羅康：隨便你。
蘇：那麼，床不是有三種嗎？第一種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無 妨說是神製造的，因為沒有旁人能製造它；第二種是木匠製造的；第三種是畫家製造的。
格：的確。
蘇：因此，神，木匠，畫家是這三種床的製造者。
格：不錯，製造者也分這三種。
蘇：就神那方麵說，或是由於他自己的意誌，或是由於某種必需， 他隻製造出一個本然的床，就是“床之所以為床”那個理式，也 就是床的真實體。他隻造了這一個床，沒有造過，而且永遠也不會造出，兩個或兩個以上這樣的床。
格：什麼緣故呢？
蘇：因為他若是造出兩個，這兩個後麵就會有一個公共的理式，這才是床的真實體，而原來那兩個就不是了。
蘇：我們也不必去追問詩人們。但是荷馬還要談些最偉大最高尚的事業，如戰爭，將略，政治，教育之類，我們就理應這樣質問他：“親愛的荷馬，如果象你所說的，談到品德，你並不是和真理隔著三層，不僅是影象製造者，不僅是我們所謂摹仿者，如果你和真理隻隔著兩層，知道人在公私兩方麵用什麼方法可以變好或變壞，我們就要請問你，你曾經替哪一國建立過一個較好的政府。
蘇：總之，摹仿詩人既然要討好群眾，顯然就不會費心思來摹仿人性中理性的部分，他的藝術也就不求滿足這個理性的部分了；他會看重容易激動情感的和容易變動的性格，因為它最便於摹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