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史來看，人們大多有高估文學的教益作用的傾向，中國古人有這種傾向，例如曹丕，他就把文學看成是“盛事”、“偉業”，而近代以來的啟蒙主義者則更是如此，他們大多認為文學當作開啟民智，振奮人心，促進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的利器。例如中國近代的梁起超，他就認為，要振興一個的民族、一個國家，就必須先振興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小說，他甚至說有的時候一部小說就可以改變一個世界。文學作品能不能起到經世濟國的作用呢？可能文學並不能擔當這種重任。之所以人們有這種誤解，我想可能是因為人們受傳統的巫術主義文學觀的影響，人們的意識中積澱著“語言是具有魔力”思想，認為文學作品作為語言藝術也一定是有魔力的，從原始人把說唱（語言）和舞蹈（體態）並列作為巫術[ 弗雷澤（J．G.Frazer，1854—1941，英國人類文化學家、民俗學家和古典文學專家）對人類巫術行為有非常深刻的研究，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他的著作。他一生著述甚豐，代表作《金技》，1922年縮成後出第四版，為1卷本。現在中譯本即譯自第四版。《全技》一書提出人類思想史的發展線索是“巫術——宗教——科學’。巫術與宗教的區別在於，巫術是以錯誤的推理與方法來企圖控製事物，宗教則是向種靈乞求幫助，該觀點已被學界普遍采納。《金枝》著重探討了世界許多地區存在的“神王統治”問題，即神權與世俗王權相結合的問題。他認為神正統治起於巫術信仰，即自然界乃至社會的繁榮昌盛有賴於君王的健康，一旦君王衰老病弱，就應將其殺掉而由另一健康者來取代。這是由巫術原理的“相似律”與“接觸律”推演而來的結果。（金技）的觀點對人類文化學家有著廣泛影響，弗雷澤也因在該領域的成果而被視為20世紀原型批評理論最重要的先驅者之一。]的基本手段來看，早在原始社會，人類就已經建立了語言具有神奇的魔力的觀念，隨著宗教的誕生，上帝之言的創世和審判的功效，人言作為祈禱的救贖意味，都強化了人類關於語言具有魔力的觀念。這種觀念已經作為潛意識深深地積澱在人們的腦海裏，但是，實際上語言並沒有那麼大的功效，唯物主義者相信真正起功效的可能還是物質的東西，而不是作為意識之物的語言。
過分地強調作品的教益目的，用理性來規範作品，用思想來指導創作，往往會損害作家的審美衝動，妨礙作家的感性思維的發揮。文學創作畢竟不同於學術論文，它用的不是抽象思維，而是一種感性思維，形象的、靈感的思維，這種思維如果過分地強調思想性，反而會變得僵化。反過來文學作品的妙處大多不是來自思想主題的明晰性，而是來自思想主題的相對模糊性，正是這種相對模糊性給作品提供了意韻無窮、多向闡釋的魅力；也正是這種思想主題的相對模糊性，給作品接近世界的本來麵目，從感覺經驗的層麵接近現實那無限豐富、無以言傳的本原帶來了可能性。
正是在這點上它和哲學有了區分，哲學是以自己的明晰性、確定性、抽象性獲得自己的讀者的，而文學是以自己的豐富性、意韻性、經驗性來獲得讀者的，它們都是主體接近世界本原手段，但是顯然他們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哲學致力於給讀者以明確的思想，而文學則致力於向讀者展示經驗世界的更為複雜難解的麵貌，它不會離開經驗世界本身，而是深深地沉溺在經驗的洪流中，挖掘經驗世界的豐富可能性和意韻性，它不急於給讀者一個結論，而是試圖給讀者一些啟示；如果剝奪了文學的這種相對模糊性權利，文學對讀者的魅力可能就要減少百分之五十。事實上那些不顧文學自身的這種特點，過於急切地試圖表明自己的思想主題，以說教為目的的作品，反而會讓讀者反感，不能發揮好教益的作用。那種主題過於直露的作品往往藝術魅力不夠，因為把作品的主題規定得過於集中、定得過於明確，在創作之前就定好了主題的作家，在它們的筆下，經驗世界往往會變成論證主題的材料，經驗世界被“主題”規範了，失去了它的原生態的複雜性，變得抽象幹巴，進而也失去了它的多姿多彩的魅力。一個作家重要的是能夠不懷任何偏見地敬畏著經驗世界本身，他把經驗世界作為他唯一的上帝，虔敬地觀察世界，再現和表現經驗世界，而不是用自己的思想改造經驗世界，用思想的過濾器篩選經驗世界。艾略特認為，詩人之所以是詩人，就在於他使用一種與經驗緊密結合的語言，而避開了抽象理性思維的概念，他說，詩歌的任務不在於引起讀者的思考，一首詩實際上表達的什麼意義並不真正重要，他在《形而上的詩人》一文中說，詩人必須發明一種能夠與神經直接交流的感性語言，從而避免這些已經名譽掃地的概念。他必須選用帶有一種能夠接觸到最深層的恐懼和欲望的須根網的詞彙，必須選用那些能夠滲透到原始深層的能引起聯想的神秘形象——這些原始深層，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同樣地經驗的。也許在心靈深處確實有某種深層的形象和節奏，某些詩歌可以觸及和複活的永恒不變的原始模式。從這個角度來說，文學可能在本質上尋找的並不是什麼思想，而是另外的東西，某種更為隱秘、更為原始的經驗的根須。因此過分地突出思想主題，可能對於某些作品來說是不公平的；更何況，曆史上那些真正的偉大的劃時代的作品，常常會超越那個時代讀者的理解力，人們並不能立即理解這些偉大作品的主題的正確性，相反他們會對這些作品報以反感，例如波特萊爾的《惡之花》就碰到過這種命運。因此以簡單的教益觀念來衡量作品可能是不合適的，尤其是對於那些偉大的巨著型作品來說，可能尤其不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