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一個角度觀察托爾斯泰的言論，我們會發現從不同的意識形態出發，人們對文學正麵功能的認識也就不同，托爾斯泰的出發點是他的超階級的宗教意識形態，所以他會寫出《複活》那樣的宣揚愛、悔、罪等非暴力主義人類意識的作品，而無產階級作家就有可能從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形態出發來寫作，如鮑狄埃，作為巴黎公社文學的代表，他的《國際歌》自然是從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出發的，他宣揚的是無產階級的奪取政權、武裝暴動、階級對立的主題。這些作品主題的變化都源於作者的不同信仰，正是這些政治信仰影響了作品的思想麵貌。不過意識形態對文學作品的作用還不僅僅限於政治信仰的方麵，按照當代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家伊格爾頓的看法，意識形態“並不是簡單地指人們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常常是無意識的信仰”，還具體地指“那些與社會權力的維護和再生有著某種聯係的感覺、評價、理解和信仰的模式，”意識形態是“為我們的事實陳述提供信息和基石的隱蔽的價值結構”，從這個認識出發，意識形態其實是無處不在的，他深入地隱蔽地在我們生活的每一處地方，製約著我們對每一件事物的判斷。下麵一段來自伊格爾頓《文學原理引論》的文字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一點：“嗜好香蕉很可能僅僅是一件私事。盡管事實上這是有疑義的。對我吃東西的口味作一番徹底的分析，可能會揭示出，它們與孩提時期形成的某種經驗，與我和父母及兄弟姐妹的關係，與其他許多象火車站那樣社會化的、‘非主觀的‘文化因素，有著相當深刻的關聯。比這更真實的還有我作為某個特定社會的一員所具有的信仰和利益的基本結構，例如，我們認為應該力爭保持健康，性別作用的差異根植於人類生物學，人類比鱷魚重要得多，等等。我們可以不同意這一點或那一點，但是，我們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具有某些‘深刻的’觀察和評價方式，它們與我們的社會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如果我們的生活不加變革，它們是不可能改變的。如果我不喜歡多恩的某一首詩，不會有人重重地處罰我，但是，如果我在某些場合說多恩的作品不屬於文學，那就可能有失業的危險。”就如特定的意識形態會影響我們這些常人對衣服顏色的選擇、食品口味的選擇、語言方式的選擇一樣，意識形態非常具體地隱蔽地影響著作者的寫作，影響了他對“什麼是重要的值得描寫的，什麼是不重要的不值得描寫的”、“用什麼樣的方式和語句來描述對象”等一係列問題的判斷。例如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這部作品幾乎沒有傳統日本文學的東方色彩，可以說它幾乎完全是在二戰以後西方意識形態進入日本的背景下寫出來的一部作品，《挪威的森林》寫於1987年，此前日本經濟經曆了30餘年的高速發展，經濟的西方化導致整個社會的西方化，進而在整個社會在價值觀、道德觀上也迅速地向西方靠攏，小說中觀念特例獨行、行為放蕩不羈、出言匪夷所思的那些主人公實際上是西方文化觀的產物。[ 伊格爾頓：《文學原理引論》，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頁。]
二、從作者的角度講，文學具有怨刺宣泄的功效。《詩》有言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言凶，式訛而心，以畜萬邦”。翻譯成現代文，可以這樣說：家父[ 人名。]這個人作詩，是為了揭露周王的罪惡，希望周王能夠改變自己的心意，能夠體恤萬邦之民。這首詩告訴我們什麼呢？文學可以表達人民的怨刺。換成現代語言就是說，文學具有某種宣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