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讀者的角度說，文學具有提供教化的功用。中國傳統的儒家社會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社會，中國人大多沒有對超越的神、大全、宇宙意誌的崇拜和敬畏，因此沒有一個超越的神能夠為人的存在立基，為人的道德狀況擔保，同樣中國人的道德意識大多不是建立在對神言[ 《聖經》中神曾在西乃山向整個以色列民族頒布10條戒命（《出埃及記》），這是神和人所訂立的聖約；又《馬太福音》中基督的“登山寶訓”，“登山寶訓”按照基督徒的理解是包含了神公義法則的啟示，也是所有基督徒的生活原則；對於基督徒來說，神的話是有效力的，聽從神的話將得到神的救贖，而違背神的話將受到神的審判，神的話具有審判和救贖的大能。]的敬畏上的，儒家缺乏象類似督教、伊斯蘭教、佛教那樣的一神崇拜，因此儒家對道德人心的維持靠的是另外的東西，儒家除了把道德風尚的維持寄托在現實社會中統治者廣施仁政，以自身的道德形象為社會樹立楷模外，還寄希望於文藝的教化作用，這就是儒家的詩教[ 最早是指《詩經》的道德教化功能，這也是《詩》之所以被成為《經》的原因。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其意思是說《詩》的作用是使人變得純潔、高尚，受到道德淨化。]傳統，儒家希望文藝來充當匡扶人心的功能，對人進行道德教化，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傳統文論大多是功利主義的，認為審美不僅僅是為了愉悅，還是為了提高人們的道德操守。古人強調文章要有補於世，有利教化，而且古人主要把文學的功用定義在“勸善懲惡”上，孔子被稱為儒家的創始人，他特別強調文和道德的聯係，提出“有德者必有言”的看法，《詩》是一部文藝作品，但是顯然他是把《詩》倫理化的，他把《詩》總結為“無邪”，用“禮”、“仁”的思想來解釋《詩》，認為《詩》和道德修養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後來《禮記·孔子閑居》進一步把這一思想推演開發為“誌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這樣在儒家心目中作為文藝作品的《詩》變成了倫理道德的教科書。這一思想被後世學人所繼承和發揚，如東漢王充《論衡·佚文》中指出：“天人之文，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載。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蕭統《陶淵明集序》謂“觀淵明之文者，弛競之情遣，鄙吝之意怯，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說的也是這個意思，看得出來，蕭統之所以特別讚賞陶淵明和他覺得陶淵明的作品能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有關。
西方人也強調文學的教化功能，例如托爾斯泰，他就認為通過藝術而得到發展的感情，必然是更為善良的、為求取人類幸福較不需要的感情，排擠了低級的、較不善良的、對求取人類幸福較不需要的感情。他說：“藝術的使命就在於此。所以就其內容而言，藝術越是能完成這個使命就越是優秀，而越是不能完成這個使命就越是低劣。”[ 托爾斯泰：《什麼是藝術》，《列夫·托爾斯泰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托爾斯泰進一步認為這種感情應當指向一種“宗教意識”，“當代的宗教意識，就其最普遍和實際的應用而論，是意識到我們的幸福（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個人的和集體的，暫時的和永久的）在於全人類的兄弟般的共同生活，在於我們相互之間的友愛和團結。”“藝術，任何一種藝術，本身都具有把人們聯合起來的特性。……但是非基督教的藝術隻把某一些人聯合起來，這樣的聯合正好把這一些人跟其他的人隔開，因此這種局部的聯合往往不僅是使人不團結的根由，而且是使一些人對另一些人還有敵意的根由，一切愛國主義的藝術，一切教堂藝術、軍事藝術也是這樣。一切外表優美而實質上腐化的藝術，也是這樣。這樣的藝術是是落後的藝術，不是基督教的藝術。它把某些人聯合起來，隻是為了更嚴格地把這些人同另一些人分開，甚至使這些人跟另一些人敵對。基督教的藝術卻是把所有的人毫無例外地聯合起來的藝術，其方式或為使人們意識到人們與上帝以及與他人都處於同等的地位，或為使人們產生同一種感情。”托爾斯泰希望產生這樣一種世界性的基督教藝術，它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團結到一起，宣揚一種“從對人與上帝之間的父子關係和人與人之間的兄弟關係的認識中產生感情（例如從基督教的宗教意識中產生的確信真理、忠於上帝的意誌、自我犧牲、對人的敬和愛等感情）以及最質樸的感情（例如歌曲、或大家都能理解的笑話、或動人的故事、或圖畫、或小小玩偶等引起的惻隱之心和歡樂之情）”。對於沒有基督教背景的人來說，很可能把托爾斯泰的這些話當成是宗教囈語，但是，在恐怖主義日益嚴重地侵害著地球村肌體健康的今天，這種藝術觀多少是值得我們細細揣摩的——也許其中正蘊含著我們需要的某種世界主義精神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