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你演戲有很多酸甜苦辣，“文革”期間和昆曲分手了，當時你是什麼心情？
侯少奎：1966年“文革”開始後，江青強迫解散北昆，當時我們難過極了。
難過得在台上哭，台上我父親帶頭掉眼淚。他哭，我們就跟著哭。哭完以後覺得昆曲完了，解散了，然後被強行要求到北京京劇團報到。到了京劇團，讓搞樣板戲，那時候主要演員也就是一兩個，所以我們其他人都是群眾演員，群眾演員都挨不上邊的就待著。後來把我弄到幹校，不學戲了，不演戲了，所以說我痛苦極了，我覺得那是我一輩子最辛酸的時候。到幹校幹農活兒幹了四年，莊稼活兒我都會做，什麼揚場、什麼插秧、收稻子、割麥子等等活兒我都會幹了，挑水我一天能挑130挑水。演員的大好時光都是這十年當中浪費過去了，這是我最好的時候。才三十多歲。那時候我覺得很辛酸，雖然辛酸可我自個兒有想法，就是不能丟功。幹農活兒就是再累，我早晨也要起來練一遍功，自己偷偷到場院去練功，那時候不讓練功，說你練功就是不踏踏實實改造思想。所以我隻能偷偷壓腿踢腿，有時候晚上找把胡琴，吊不了笛子，隻能找胡琴。不讓唱昆曲，我就唱京劇，不讓唱傳統戲，我就唱樣板戲，練練嗓子。
四年我都沒有擱下，後來在幹校的生活結束後，回團裏工作，可卻讓我改行，讓我去印刷廠工作，不讓我當演員了，當時我沒有答應，我說我還能夠搞藝術，最後沒辦法，我就給上麵寫信，結果很快上麵就有一個批示說侯少奎可以回團工作，就這樣我又回到團裏工作，就是當時的北京京劇團。回團工作沒多久“四人幫”倒台了，1979年，北方昆曲劇院恢複了，我回到了北方昆曲劇院。因為我沒丟基本功，又在京劇團受京劇老師們的指點，回來以後歲數是四十出頭兒，那個時候演《千裏送京娘》、《單刀會》、《林衝夜奔》等傳統戲仍是得心應手，也是因為剛開放老戲，所以在北京非常轟動，這是我藝術上的一個高峰時期。
主持人：“文革”後你主要是做演出和教學工作，你是怎麼平衡這兩者的關係的？
侯少奎：這兩者的關係應該同步走，畢竟一代一代這麼過來，我的歲數也一天一天大了，必須得後繼有人。你唱得再好也得老，也得有接班人，讓他們上來，青出於藍勝於藍，有更多的小林衝，更多的小關公，更多的小趙匡胤多好，這樣後繼有人昆曲才有望。現在我心裏特別著急就是接班人問題，沒有接班人，藝術就會慢慢失傳。正因為我父親有我這麼一個兒子從事他的事業，才會有《單刀會》、《千裏送京娘》、《夜奔》活躍在今天的舞台上，要是沒有我，也沒有今天我父親藝術的延續。我的藝術延續也必須要後繼有人，所以希望廣大愛好昆曲的也好，支持我們昆曲的也好，熱愛我們昆曲的也好，希望社會各個階層都支持我們，使我們的後備力量能夠跟上來，使優秀的藝術能延續下去。
主持人：這麼多年你是不是在不停地在尋找這樣的弟子，培養這樣一個合格的弟子是不是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侯少奎：我覺得比較困難，昆曲藝術這個門類要求比較嚴格。從演員的扮相，從演員的嗓子，從演員的個頭，就是高矮，包括他喜歡不喜歡這門藝術，有沒有事業心等等，找一個合適的接班人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條件，不喜歡這個藝術不行；他喜歡，沒有這個身體條件也不行。培養一個演員，老話說得對，十年可以出一個狀元，但十年出不來一個唱戲的，所以說難度比較大。但是難度大，也得去找，得後繼有人，要不然昆曲就滅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