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演出，觀眾反映很不錯，有許多觀眾為喜兒的悲慘遭遇流淚，更說明了“假戲一定要真做”的道理，演員首先要感動自己，然後才能感動觀眾。
1952年，我與玉蘭大姐等，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文工團，這是我藝術生活中又一次非常大的轉折，更使我在創造人物方麵有較大的提高。在排演《梁山伯與祝英台》和《西廂記》時，導演和同誌們就啟發和幫助我，不斷地提醒我注意祝英台與崔鶯鶯在不同場次中的內心活動，促使我去思考每句台詞和動作的意義，怎樣說白、怎樣表演效果才好。這使我進一步認識到，一個演員隻有把握住角色的內心感情和性格特征，才能塑造出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
1953年，我進入中國人民誌願軍政治部工作，在朝鮮前線的坑道裏，在簡易的舞台上，為誌願軍指戰員演出《梁山伯與祝英台》。有一次戲演到一半，突然斷電，台上台下黑漆漆的，大家非常著急，突然有一道電筒光照到台上來，不知是哪位機智的戰士想出來的，於是好多戰士也跟著照樣幹，千百支手電的光束彙集在台上照亮了舞台，才使我們能繼續演下去。這樣的演出是多麼的有意義啊！誌願軍看過戲後，紛紛來信說：“看到祖國有這樣優秀的文化遺產，更使我們熱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更堅定我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信心。”他們不知道我的名字，就叫我“祝英台”。在炮火連天的朝鮮前線演出期間，我們又向長期為戰地服務的朝鮮文藝工作者學習，將朝鮮的古典名著《春香傳》改編成越劇，介紹給中國觀眾。在《春香傳》中我扮演朝鮮仕女春香，演出後許多中國觀眾又稱我為“春香”。祝英台與春香都是兩國人民所喜愛的少女形象。
1954年，我團編入華東戲曲研究院越劇實驗劇團。記得在1955年上海越劇院剛成立不久，徐進同誌就打算寫《紅樓夢》越劇本。當時曾有人說徐進異想天開，自不量力，長達一百多萬字，內容如此豐富的一部古典名著，要把它編成三小時的戲，怎麼改？即使劇本改好了，誰能演？當時我聽了這話曾講：“我來演！演不好，頭砍下來！”看起來這雖然是一句戲言，但是我想，《紅樓夢》是我國優秀的文學名著，我喜愛曹雪芹筆下的林黛玉，決心讓觀眾在舞台上看到她的形象。當然，要做到這一點，的確是頗費周折的。林黛玉是一位外形弱不禁風，而內心感情卻異常豐富的少女形象。她的性格既有多愁善感的一麵，又有孤傲不屈的一麵。而且在戲曲中，用老戲中的花旦、青衣、悲旦等來套都不行。我反複閱讀小說《紅樓夢》和有關的資料，與編導一起研究如何表演，怎樣掌握人物的獨特性格，並和作曲、琴師一道設計唱腔。如《黛玉焚稿》這個唱段，就運用委婉、激憤的唱腔來著力刻劃林黛玉在“風刀霜劍嚴相逼”之下，至死不屈的堅強性格，表現她對封建壓迫的抗爭。經過大家的努力，《紅樓夢》演出後，我扮演的林黛玉的藝術形象，終於得到了觀眾的認可。
我到上海越劇院後，曾扮演過的角色有：《追魚》中的鯉魚精、《則天皇帝》中的武則天、《楊八姐盜刀》中的楊八姐、《女飛行員》中的林雪征和《忠魂曲》中的楊開慧等。我雖然努力扮演各種不同性格的人物，但由於自己表演技巧和藝術修養不夠，尚需要繼續努力。在四十餘年的舞台生活中，我深切地體會到：從事藝術創造的人，必須虛心好學，努力創新，始終不渝地付出艱苦的勞動，才能為人民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