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候，京城地價持續高漲，京官的流動性依然很大，外地來京官員解決居住問題的法子，仍是租房。不過清代官員們比白居易歐陽修他們都更要體麵了，陋巷鬥室是不能租的，窮歸窮，租一套四合院是底線。
清政府的中央六部設在正陽門內，按照清律，皇帝五更上朝，即卯時，相當於淩晨五點至七點。官員們一般寅時就要候在午門外，相當於淩晨三點到五點。三點多就要到單位等著開會，又沒有地鐵公交可坐，要再住得遠一點兒，這晚上還能睡嗎？所以很多京官集中租住在宣武門外，因為宣武門外離正陽門很近，能少花點路上的時間。宣武門菜市口大街的繩匠胡同，曾住過徐乾學、洪亮吉、畢沅、陳元龍，晚清時同治的帝師李鴻藻住過菜市口胡同七十一號，左宗棠住過十六號，劉光第住過二十九號。
一套適合京官居住的房子租金是多少？愛寫日記的曾國藩留下了珍貴的研究材料：道光二十年，他在騾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條胡同租下一處住宅，全年租金大概是六十七兩銀子，一兩銀子約折人民幣一百五十到兩百元，年租大約一萬多塊錢。不過此時老曾的俸祿（法定收入，不算灰色收入）也僅是一百二十四兩銀子，光房租就花掉一半年薪了。
民國時期世道不好，樓市亂象叢生，有誌青年們聚集在北上廣的，都要經曆租房之苦。《春明外史》中，農村出身、家境貧寒的楊杏園，雖在京城報社擔任主筆，但還是在會館租房住。沈從文的《記丁玲》寫過丁玲與胡也頻在北京的生活：“在那公寓樓上他們大約住了將近一年，那時的生活雖仿佛不很窘迫了，由於支出方麵不甚得體，兩方總仍然常常顯得極其狼狽。冬天來時，房中雖有煤爐，卻無煤塊，客人來時，就得女主人用舊書舊報作為取暖的燃料。
報紙完事後，外麵寒氣十分逼人，室內無法工作，兩人就坐在床上看書。房租到期無法應付時，兩人便常常不在家中，各處亂跑。在家為掌櫃的見及時，便裝作出門借錢的樣子，用圍巾緊緊地裹了身體，出門向北或向南踏雪散步，直到夜深方敢回轉住處。”
在沈從文的《記胡也頻》裏寫過，“在許多好房子主人中，我們還沒有遇到一個我們相信比公寓中掌櫃還能容我們長期欠付租金和夥食的主人。同時我們當時若搬到什麼人家去，床同桌椅就不能得到。在上海，情形稍稍不同了一點，我們各處看房子的習慣，還好好保留到生活上。正像這是我們一種權利，我們可以永遠想象下一個月住的地方應比目前住的稍好一些，所以這裏那裏去找住處，從人家後門進去，同一些二房東討論價錢，有時還冒險放下一點定錢，臨出門時總說，定下了，定下了，不久一定搬來！一回家，把收入一打算，便明白那個定錢又等於白送了。”
《記丁玲》中寫不久沈從文去了上海，丁玲和胡也頻也跟了去，“（沈）在法租界善鍾路一個朋友代為租妥的亭子間住下。再過了兩月，他們兩人又用另外一種理由，也居然到上海來了……兩人雖在上海住過，這次來上海既不預備久住，故一來就暫且住在我那地方。那時節我住處已經從亭子間改為正樓大房，房中除去一桌一椅一木床外，別無他物。兩人因此把被蓋攤開，就住在我房中樓板上”。
這合租生活，不可謂不慘了。不過，有誌青年們擠在出租屋裏睡地鋪，是勵誌之韻事。想那林書豪在成名一戰的前夜，還舍不得花租房的錢，睡的是隊友菲爾德斯家的沙發。睡完沙發，第二天他在球場上就爆發了。此事結局更妙：那張睡出了大球星的沙發最後結局如何？菲爾德斯說，不好意思，那張沙發是我租來的，已經退回家具租賃公司去了……
薛君初到北京謀職，找不到住處，賴有同學收留，他就睡在人家屋裏的沙發上。我常讚道，睡沙發乃是發跡變泰之肇始，世間窮通無定，別看咱夫婦此際無立錐之地，待你將來闊綽了，封妻蔭子，你則翩翩裘馬我則楚楚衫裙，咱二人到那家裏去，豪擲千金，買回那條沙發，供放家中，提醒子孫克紹箕裘。為妻便為你作一本傳奇，名喚《沙發記》……沈從文講到自己和丁玲、胡也頻的租房生活時，曾說：“有許多年輕人是那麼過下來，且如我們自己，也還得過許多年，且在一九三一年的今日以後，仍然還得在那種極類似的情形裏過日子。”他所說的這“許多年輕人”中，尚有郭沫若、茅盾、魯迅、梁實秋。他們都在上海弄堂租過亭子間，很多文思，就是從亭子間的叫賣聲吵架聲麻將聲裏，十分艱難地誕生出來。魯迅在《病後雜談》裏絮絮叨叨地抱怨上海的高房租，還很仔細地算賬：“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煙囪”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裏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四十，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於一百五十九元六。近來的文稿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隻有四五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