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租高，稿費賤，文字不值錢，文人養家難，這情況，到如今也沒什麼變化。當然，這些年大夥其實都看清了魯迅的真麵目：周先生是個有錢人。
就說暫住上海的時期，人家平均月收入相當於人民幣四萬塊呢。
在民國，除了有誌無錢的文學青年，手頭很有些錢的人，似乎也不熱衷買房。《民國房地產》中這樣解說：在整個民國時代，除了一部分靠房租養家的包租公和靠炒房取利的投資客意外，大多數城市居民都沒有買房的欲望。民國人喜歡攀比居住質量，他們更願意花大價錢租一套大房子，雇黃包車雇奶媽廚子，房子外麵掛上“×公館”。我猜這種風氣大概跟戰亂時朝不保夕有關，天知道剛買的房會不會被炸彈炸塌呢？
為了讓收入過低的人有的住，民國政府也建過一種廉租房，叫作“平民住所”。
民國十七年到民國二十年，上海特別市政府分別在楊浦區、盧灣區和閘北區建了三處平民住所，每處設有學校、禮堂、公廁、公共洗衣處，共設有六百多套廉租房，月租一般在兩塊大洋到兩塊五角之間。漢口也建有兩個廉租房社區，裏麵蓋著單層平房或瓦房，廁所公用，兩個小區共九百間住房。與上海的平民住所類似，小區裏還有公共學校、公共診所、公共禮堂。入住者需要接受一個條件：必須讓孩子到小區裏的公共學校上課，不收學費。
現今大城市裏的租房族位於底層，居住條件最差的一群人住的是地下室。
有統計數字稱，隻在北京一個市，住地下室的租戶就有一百萬之多，相當於一個縣級市的全部人口。這群人裏，有專業冷門、暫時委身民營出版社、保險公司的低收入應屆畢業生，有美容美發店小工，更多的是不怕吃苦的中年打工夫婦。有些地下室是地下人防工程改建的，有些地下室十幾間屋子被整租下來，算是酒吧美發店的員工宿舍。
我跟幾個住過地下室的人聊天，他們都搖頭說，那不是住的地方，隻能算是“塞”的地方，下班回來胡亂把肉身洗洗，胡亂往格子床裏一塞。屋子就七八平米，沒地方，東西都得裝袋子，用粘鉤掛在牆上。五六十人共用兩個廁所，早晨大夥都盡量憋著，憋到地鐵站或單位去。洗一次澡五塊錢，限時二十分鍾，有時洗著洗著水不熱了，隻能好歹擦一擦身上泡沫，跑到管理員那兒去吼。衣服床單洗完都晾外邊，時不時丟一件。晚上十點鍾左右，大夥陸陸續續都回來了，地下室社區才剛熱鬧起來，串老鄉的，看電視的，打撲克的，給老家人打手機的……牆板薄，隔壁夫婦過夫妻生活都能聽清。可是苦一天了，還不許人家快活快活嗎？有一些打工的帶著小孩，也不怎麼管，幾個小孩拉幫結派，咚咚咚在走廊裏練折返跑，動靜像一輛小坦克。反正清早一出門就是一整天。每次覺得難以忍受的時候，想想租金一個月才五百塊，反正能不露宿街頭，就念佛吧。
我小心翼翼地說，要不你換一處地上的房子住？
住地下室的人說：這話像是“何不食肉糜”、“他們為什麼不吃蛋糕”，就那麼點工資，還要分一半寄回老家給爹媽，好房子我住得起嗎？
能引用晉惠帝和安托瓦內特的話、能顧著爹媽，可見此人是有文化有孝心的人。不過一九九幾年的時候，王小波寫過一篇《飲食衛生與尊嚴》，提到應該讓“外地來京人員”住在有尊嚴的地方，“那地方不在於有多考究，而在於衛生，有人管理，大家住著放心。廁所要衛生，還要有洗淋浴的地方。我在國外旅行，住過基督教青年會一類的地方，就是這個樣子的寄宿舍，住在裏麵不覺得屈尊。對於出門在外的年輕人來說，住在這種地方可以說有了個人尊嚴，而且達到了國際標準。因為國際標準還有簡樸、清潔、有秩序的一麵。”我跟租房住的友人提起過這一段，他們都笑，說，租房子帶家具帶熱水器，沒聽說有連帶租“尊嚴”的。住地下室的人說，群居生活本來就沒尊嚴可談，尊嚴需要的是空間、隱私、距離；尊嚴沒有便宜房租重要。
可見，雖然距王小波寫那篇文章的時間過去了近二十年，情況對我們這些“外地來京人員”來說一點兒也沒好轉。出租房裏沒有多少大城市的胸懷和善意。住地下室的人說，最糟糕的感覺不是像螞蟻、蚜蟲似的蜷縮在地下洞穴，而是周圍北京老頭老太太們的眼神，那讓人覺得自己是城裏不受歡迎的、多餘的那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