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到我十二歲，小腿像小棗樹那樣粗了。母親長出了一口氣，到村公所把戶主換成老桃，要讓我頂立門戶了。忽然舅舅上門報喜，送來隆堯省中的錄取通知書。母親目瞪口呆，我躲在一旁害怕。十天前受同學慫恿，謊說去舅舅家，到堯山城參加初中招生考試。因為是鬧著玩，沒放在心上，估計考不上，回來也沒向母親彙報。想不到居然考上了，而且二百人名單高中第九名，以我那幾年冬學水平，簡直不可思議。
那天晚上，娘兒倆都沒睡好覺。母親輾轉反側，難以抉擇。千辛萬苦哺育的小鳥長大了一點，不放吧，苦命的孩子舍不得難為；放飛吧，剛剛暖熱的窩就要成為空巢，連個說話的小人兒都沒有，身邊隻剩下那棵啞巴棗樹了。母親終究是母親，第二天早早起來，用涼水洗了臉，精神起來，鄭重地宣布讓我上學去，臉上和話裏，露一點兒勉強。
從此一去十年，從初中上到大學。小棗樹也進入高生長期，春天有小粉花的夢，秋天結滿了果實，圓溜溜亮晶晶，綠時像翡翠，紅時賽瑪瑙。七月十五花紅棗，八月十五打個了。母親舉起竿子邦邦一敲，熟透的棗子紅雨般落下，臉上濺起微笑。攤在房上一片紅雲，堆在炕頭一片火焰。母親舍不得嚐一顆，全都背到集上換錢。除了夥食費和助學金，其餘路費、書費和零用錢全靠它開銷，這棵半大棗樹成為我的“農村信用社”。
大學畢業，留我到天津高校任教，別人求之不得，我卻三次上書堅辭，回到故鄉縣文化館，回到母親身邊。因為心情愉快，寫作大有起色，出席了一九六五年全國第二屆青年作家代表大會，還作了大會發言。省文聯選調我去當專業作家，又被我一口拒絕。館長親自跑來求助母親，說漏了我上次畢業分配那樁事，引起母親一場大怒，拿嶽飛的戲文教訓我：“你好糊塗哇，好男兒誌在四方，娘辛辛苦苦把你養大，是為你成個好樣兒的，也為娘爭一口氣，這才對得起你爹。”母親不識字，說的卻符合古聖賢的道理：“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國家），終於立身。”我不得不聽從，不過也做了個折中，關係調到省裏，人還在下邊深入生活。
不想事與願違，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召我去省裏參加運動。一天，一張對開的鉛印傳單傳到鄉下，貼到我家門口，標題是《劉子厚看〈轟雞〉》。
母親認識劉子厚，是鄰村劉家屯人，當年冀南暴動領導人，現今是省委第一書記，被稱作頭號“走資派”。《轟雞》是我寫的一出小戲，被批判為“大毒草”，我也被稱作“修正主義苗子”。圖片上有劉子厚穿著大紅袍遊街的鏡頭，找不到我的影子，母親慌了神，連夜趕火車奔保定，心同腳下的車輪咚咚跳著，仿佛又回到當年逃難的路上。
後來我和愛人先後進入學習班和“五七”幹校，關在石家莊日本西兵營和唐莊勞改農場。母親又兩次到保定，抱走孫子、孫女回老家喂養。時逢“學大寨”，“要過江，種高粱”。種的是“晉雜五號”，人吃不大便，雞吃不下蛋。母親把積攢下的紅棗烘幹磨麵，過篩子過籮，製成代乳品，老棗樹又救活了我家的第二代。
“娘想兒，似長江；兒想娘，扁擔長。”我雖自幼失怙，卻享受到了人間最豐厚的母愛。遺憾的是，所盡孝道甚少。尤其不該違背古訓：父母在，不遠遊。去到遠在天邊的南美洲哥倫比亞，參加了一次世界詩人大會。回來看到母親消瘦了，咽東西困難。逼著她去省四院檢查，已是食道癌晚期，年歲太大又不能手術。我一下子嚇蒙了，四處求醫問藥，無濟於事。夜裏失眠，急火攻心，心髒出了毛病，帶上二十四小時心電圖儀。母親也睡不著，半夜起來給我掖被子，發現了那個倒黴的盒子，倒吸一口涼氣。可憐的母親粗通醫道，明白自己已屬不治，害怕災難降臨兒子身上，毅然決定提前斷了自己一口氣，以換取兒子的生命，這本來就是她給自己多半生確定的生存意義。任我怎麼哭鬧，還是堅決讓人送回老家，回到老棗樹身旁。從此拒絕吃藥和輸液，忍著劇烈疼痛，嘴唇咬出血來也不呻吟一聲，一臉安詳地給我交代後事。可歎老母孤苦一生，勤儉一生，忍饑挨餓了一輩子，什麼樣的驚都擔過，什麼樣的氣都受過，什麼樣的苦都吃過。多半生食不果腹，發黴變質的飯菜都舍不得扔，吃下去太多的亞硝酸鹽和黃曲黴素，整整委屈了自己一輩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