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工宣隊長看見已搶到紅旗的那個同學正披著紅旗也要往隊伍裏鑽，急忙喝住：“你的紅旗怎麼沒有旗杆？”同學指了指隊伍裏麵，工宣隊長往隊伍裏望了很久，卻沒有看出什麼破綻。每個同學都有一杆旗，每個同學的麵容都躲在紅旗後麵，偶爾閃出個別紅撲撲的臉，仍是嚴肅模樣。此時，友善的紅旗饋贈性地部分地飄揚在我頭頂的旗杆上。風啊，拚命地吹吧。
風聲卻送來了工宣隊長的命令：“現在風太大，大家把旗幟都卷到旗杆上。”
隨著一聲令下，偃旗開始。像是成群的紅鯉魚最後閃一下鮮亮的尾巴，頃刻就要沉入海底，剛才還在我的竹竿上飄動的紅旗都先後離我而去，一根孤零零的竹竿在紅旗隊伍中即將出現，而竹竿上一根沒有被削淨的竹枝，像一根生硬的鐵釘，咬住了一麵紅旗，咬下了一塊紅綢。
我被工宣隊長發現了。他和藹地詢問：“你旗杆上的旗幟哪裏去了？”工宣隊長是在向我詢問，這說明了他的眼力。兩個紅旗手，分別掌握著旗杆和旗幟，他一眼就看出是誰搶了誰。被選定的紅旗手，當然是首先握杆不放鬆，搶也搶不去。我看看竹竿，表示我是正宗旗手。他又說：“你們真會搶，都搶到了紅旗頭上來了。而且，還剮破了好端端的旗幟，現在，隻好請你出列了。”
我舉著竹竿出列，那一塊紅綢在竹竿上飄，聲音很小。一陣更猛的風將其吹落，吹到那個肅立的紅旗隊伍中去了。我正繼續拖著竹竿向前，被工宣隊長喝住。他想得很周密，擔心我一不留神將竹竿揮舞過去。任何一件東西，譬如“武器”，在脫手之前，人們都會情不自禁擺弄一陣，再說，手上有所持的人，向垂著雙手的工宣隊長走去，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因手中的竹竿尚無正當理由脫手，才由剛才的高舉，變為拖曳而行，其本意，是讓這難堪形象漸漸消亡，我趁天黑無人時，往任何角落扔掉它就行了。工宣隊長完全是誤解了，將我的拖曳而行姿態，當成了掩飾前行，或是匍匐前行。眼下，我隻好站住再說，我聽到他的命令：“你把竹竿放倒。”我不懂，已經拖拉在地上的竹竿，究竟該如何放倒。工宣隊長厲聲解釋：“把竹竿放到地上，你先回家休息去吧。”我規矩地執行著命令，放下了手中所持，並且朝著地上笑笑，報以最後的羞澀。
苦難，如果僅是為了震撼
攝影記者賀延光靜悄悄地將照相機對準病房裏的小患者，他想拍下點什麼。但是這個小女孩發現了有人在拍她，便急忙用手中的雜誌擋住了臉，並說：“叔叔，您不要拍我，我媽媽還不知道我在這裏呢！”
這個小患者大概也隻是躲在病房裏看雜誌，並不是在這裏生病。還有，這真是詩的邏輯：隻要她媽媽不曉得她在生病，小姑娘自然也就是健康的了。小姑娘在說話，製止了對一種真實境遇記錄的發生。
感謝賀延光記下了孩子的話，我也像當年背誦語錄一樣背誦著它，就是這句話，背在身上真是比辭海還要厚重啊。
我也要學會去製止什麼。一九八一年我參觀了北京的星星畫展，第一次看見了畫家羅中立的油畫《父親》。這幅和領袖畫像一樣巨大的父親造像原來是由黃土高原的層層溝壑堆積而成，父親正端著水碗卻暫時沒喝，不知是等待著水該涼一些，還是期待著陽光把水曬熱。而父親扶著碗沿的拇指上的指甲汙黑卻清晰可見。
這就是逼真的藝術所帶來的震撼效果，開始我想說：《父親》這幅畫，破天荒地畫出了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農民的苦難和淳厚，這幾乎是一句空話。我是空曠展覽大廳內眾多簇擁觀眾的一員，我們在震撼之餘也不知到底在怎麼想，我們都說不出一句話。在《父親》麵前我們徘徊接著走開，這麼多年過去了，那個“父親”終於也在說：“藝術家同誌，請不要這樣畫我，我媽媽還不知道我已變成這般模樣。”
我也的確在套用小女孩的心聲，因為站在蒼老的父親麵前，我們還不會想到他還有媽媽，因為逼真已經是底蘊，已經像大地一樣。在逼真的後麵，不會再有什麼，於是，藝術家可以盡情地去畫。
倒是當年審查這幅畫的幹部懂得：逼真的農民形象要有所遮蔽，這就有了畫家在父親的耳朵上畫了根圓珠筆的妥協方案，以示父親也有文化。父親固然“有文化”，但他苦難的麵容，一經發布已經盡人皆知，唯獨至今沒有聽到他母親的哭聲。
我們開始熱衷於藝術的逼真運動，還是在北京，在那個“798”藝術工廠區，現在有一組礦難雕塑矗立在露天。那天我遠遠望去不知道廣場上的一群人怎麼都變成黝黑黝黑的模樣，我蹲下身本來想揭開地上死者的被單，原來被單是以石頭鑄成。雕塑群中，除了有死者，還有活著的孕婦和孩子。我們打著領帶穿著皮鞋的人從這裏經過，那個被石頭鑄成的孩子，隻是抬頭看他的母親，而從不抬頭看我們。在參觀者中，還真有膽子大一點的小朋友，拎著氣球，圍著礦難雕塑滿場跑，他想驚動他們，但他們仍然紋絲不動。小朋友終被他的母親喊回了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