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覺得胡、劉二君的文章中很有“信經”的色彩，因此聯想到現在治古史的人仍舊不脫二千年來“考信於《六藝》”的傳統見解。他們認經是最可信任的史料，我以為不然。我現在且不談我的“離經叛道非聖無法的《六經》論”，姑照舊說講，也不能說經是最可信任的史料。舊時說經，有“今文家”、“古文家”、“宋儒”三派，雖彼此立說不同，但總不出“受命改製”、“王道聖功”這些話的範圍，沒有說到它在史料上的價值。到了近代，章學誠和章炳麟師都主張“《六經》皆史”，就是說孔丘作《六經》是修史。這話本有許多講不通的地方，現在且不論。但我們即使完全讓步，承認二章之說，我們又應該知道，這幾部曆史之信實的價值遠在《史記》和《新唐書》之下，因為孔丘所得的史料遠不及司馬遷、宋祁、歐陽修諸人，“夏禮殷禮不足徵”之語便是鐵證。梁玉繩對於《史記》還要“置疑”，吳縝對於《新唐書》還要“糾謬”，則我們對於《六經》更應當持“置疑”“糾謬”的態度，斷不可無條件的信任它的。
一九二三，六，二五，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