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一九二三年八月五日初刊於《讀書雜誌》第十二期。
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
我今天到《讀書雜誌》的編輯部去，看見新寄來的三篇文章：兩篇是胡堇人和劉掞藜二君駁顧頡剛君論古史的；一篇是顧君答劉、胡兩君的信。他們辨駁的問題，我暫時不加入討論，因為我對於這些問題還未曾仔細研究，雖然我是很讚同顧君的意見的。我現在所要說的，是因看了胡、劉二君的文章而聯想到現在研究國學的人有三件應該首先知道的事（應該首先知道的事不限於這三件，不過我現在隻想到這三件罷了）。下麵雖然借著胡、劉二君的文章做個例，其實和胡、劉二君所討論的問題是沒有關係的。
哪三件事？（一）要注意前人辨偽的成績。（二）要敢於“疑古”。（三）治古史不可存“考信於《六藝》”之見。
（一）中國的偽書偽物很多，研究國學的第一步便是辨偽（但辨偽的工夫是常常要用著的，並不限於第一步）。前人辨訂偽書偽物，有許多已有定論的，我們應該首先知道，一則可以免被偽書偽物所欺，二則也可以省卻自己辨訂的工夫。但現在研究國學的人太不注意這事了，所以常要誤認已有定論的偽書偽物為真書真物。如胡堇人君相信峋嶁碑真是夏代之物便是一例。他不知道這是楊慎造的假古董。一般講曆史的人相信明人假造的《竹書紀年》為汲塚舊物；講文學的人相信東晉偽古文《尚書》中的《五子之歌》真是夏代之詩；……都和胡君犯著同樣的毛病。我以為胡應麟的《四部正訛》、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孫誌祖的《家語疏證》、崔述的《考信錄》、康有為的《偽經考》、王國維的《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等等辨偽的名著，都是研究國學的人應該先看的書。
（二）僅僅知道了前人辨偽的成績還不夠事，因為前人考訂所未及或不敢認為偽造的書物還很不少。我們研究的時候應該常持懷疑的態度才是。我們要是發見了一部書的可疑之點，便不應該再去輕信它；尤其不應該替它設法彌縫。我看了劉掞藜君論《堯典》的話，覺得他是錯誤的。劉說全本梁啟超君；我現在把梁說錯誤之處說明如下。梁君因《堯典》中有“蠻夷猾夏”一語是“時代錯迕”而疑為偽作（《中國曆史研究法》，再版，頁一七五）；又因《堯典》所記中星在公曆紀元前二千四五百年時確是如此，而說“《堯典》最少應有一部分為堯舜時代之真書”（同書，再版，頁一五九）。我以為“猾夏”一語確可認為偽書的證據（梁君此疑，本於其師康有為君的《孔子改製考》，中華民國九年重刻本，卷十二，頁五）；而中星的問題卻還不能認為真書的證據。我們說《堯典》是戰國時代的作品，堯舜是“無是公”，“烏有先生”，或者大家不肯相信這話。現在姑且讓步從舊說認《堯典》為古史，堯舜是有這兩個人的。但堯舜是什麼時代的人，我們實在無從知道，因為比較可信的舊史隻有《史記》，《史記》的紀年始於周召共和元年，即公曆紀元前八百四十一年，這以前的年代便絕無可考。堯舜的時代既無從知道，那就不能因《堯典》所記中星合於公曆紀元前二千四五百年時的情形而認它是堯舜時代的真書了。其實《堯典》之不足為信史，梁君也很知道，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明明說《虞夏書》是周人所追述的（頁二八及三七），隻因被“彌縫”之一念所誤，於是總想保存它一部分，認為堯舜時代的真書，而不顧立說之難通了。這個毛病，犯的人最多，所以《中庸》、《禮運》、《毛詩》、《周禮》諸書常常有人揭穿它們可疑之點，而常常有人替它們彌縫。彌縫的原故便是“不敢疑古”。他們總覺得較後的書可以疑，而較古的書不可疑，短書小記可以疑，而高文典冊（尤其是經）不可疑。殊不知學術之有進步全由於學者的善疑，而“贗鼎”最多的國學界尤非用極熾烈的懷疑精神去打掃一番不可。近來如梁啟超君疑《老子》，胡適君和陸侃如君疑《屈賦》，顧頡剛君疑古史，這都是國學界很好的現象。我希望研究國學的人都要有他們這樣懷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