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子曰，師摯之始，《關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泰伯》）
F.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
關於《易》的有三則：
A.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
B.“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路》）
C.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憲問》）
總說的有三則：
A.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述而》）
B.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
C.曰：“學《詩》乎？”……曰：“學禮乎？”……（《季氏》）
關於禮的話，《論語》中雖然很多，但大都是論禮意的，和《儀禮》全不相幹。（“射不主皮”，“揖讓而升，下而飲”等語，後人雖可引《儀禮》來附會，但不能說這是孔丘引《儀禮》的證據。）
關於《春秋》的話，簡直一句也沒有。“答子張問十世”和“答顏淵問為邦”兩節，今文家最喜征引，說這是關於《春秋》的微言大義，但我們仔細讀這兩節話，覺得真是平淡無奇，一點也看不出是什麼“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而且《春秋經》、《公羊傳》、《春秋繁露》中也並沒有和這兩節相同或相近的話。這樣一件大事業，《論語》中找不出一點材料來，不是極可疑的嗎！
《論語》中說到《詩》的最多。其中P或不足信（崔述說），G遠在孔丘之後，將這兩則除開不算外，還有十六則之多。這十六則之中，找不出一點刪《詩》的材料來。A、B、C、E、I、K、M、N、R所引的詩句或篇名，都在今本《詩經》這中，僅D與L為“逸詩”（D為逸詩，說見後），則孔丘所見的《詩》，實與今本相差不遠。（若說完全一樣，則亦決無此理；即使數目相當，而經二千餘年的寫刻，內容的亡逸和增竄是必不能免的。）再看B與O，則孔丘所見的《詩》，原來隻有三百篇，並非刪存三百篇，這是以前已經有好多人說過的了。隻有J中有“樂正，《雅》《頌》得所”的話，但這話是論樂，不是論《詩》；就算是論《詩》，至多也不過說他編定詩篇次序，決不能作為刪《詩》的證據。我想孔丘如果曾經刪《詩》，則《鄭風》必在被刪之列，因為他是主張“放《鄭》聲”的（前人有謂“聲”是“樂”，不是“詩”，這是要想曲為彌縫而又強作解人的議論）；而且若照秦漢以來的儒者那樣用“聖道”、“王化”來論《詩》，則王柏、閻若璩、萬斯同的話真是一點不錯，因為必須將《詩經》如此刪改，然後可以免於邪僻淫亂而合於聖道王化也。
關於《書》的四則，也找不出一點刪《書》的材料來。除B以外，都是引《書》。但很古怪：三次引《書》，都不在二十八篇之內。照此看來，現在這二十八篇“今文《尚書》”恐怕與孔丘所見的《書》很不相同。
樂無經，則關於樂的六則似乎不必去討論它了。但就F看來，倒是這個沒有經的樂是經過孔丘的整理的。
關於《易》的雖有三則，但這三則不特不足以證明孔丘曾經讚《易》，而且反足以證明孔丘與《易》無關。A的文句，《魯論》與《古論》大異。今本出於鄭玄，鄭於此節從《古論》讀。若《魯論》，則作“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見《經典釋文》）。漢《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學”，即從《魯論》。我以為《論語》原文實是“亦”字，因秦漢以來有“孔子讚《易》”的話，故漢人改“亦”為“易”以圖附合。《古論》是劉歆偽造的壁中經，固不足信；但此字之改，卻並非始於《古論》，因為《史記·孔子世家》已經作《易》了。大概漢人初則改“亦”為“易”；繼則將《論語》此節改成《史記》的“孔子晚而喜《易》、《序》、《彖》、《係》、《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這種改變，原意殆想將《論語》此節作為讚《易》之證。不料偶不經心，留下一個大漏洞：他們說孔丘暮年歸魯以後刪訂“六經”，其時他已在七十歲左右，於是《論語》中“五十”兩字便講不通了，什麼“或五年或十年”，什麼“用五用十”，或改作“卒”，或改作“吾”，講來講去，終難圓謊！B隻引《恒卦》的爻辭，也與讚《易》無涉。至於C的曾參語，在《易》為《艮卦》的《大象》，但多了一個“以”字，作“君子以思不出其位”，這明明是作《大象》者襲曾參語而加一“以”字，使與別卦《大象》的詞例一律。崔述曾據此以為《象傳》出於孔丘以後之證。這豈非反足以證明孔丘與《易》無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