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的國語答案。我認為國語應該具有三個美點：活潑，自由，豐富。采自活語，方能活潑；（做主幹的北京話，加入的方言跟外國語，這三種都是活語，惟有古語是死語。但它的本質雖是死的，隻要善於使用，自能化腐臭為神奇，在這裏有應該注意的，我們盡可焚符遣將，拘攝古語這死鬼來給今語做奴仆，聽候驅遣；切不可自己撞進鬼門關，被惡鬼捉住，親筆寫下賣身字據，致為鬼倀！）任意采之，斯乃自由；什麼都采，然後豐富。
國語雖是集合北京話、各地方言、外國語、古語而成，但這四個分子所占的地位並不能相等。既名為“國語”，當然以本國語為主體，所以雖然外來的新事新物應該直用原名原字，即表示某種名物或動作或狀態等等的，本國若沒有適當的詞，也盡可采用外國語，例如Democracy、picnic、inspiration、enthousiasme之類，但它究竟跟本國語所占的地位不同。古語雖然可以叫它化腐臭為神奇，但隻合“倡優畜之”，有時叫它粉墨登場，伊伊亞亞地唱幾聲，扭扭搦搦地走幾步，聊以破悶醒睡而已，所以它在國語中站的地位簡直低下得很哪。（有許多詞句，普通會話中雖不大用它，但表示較深奧、曲折、細致的意思時便須用到的，這本也是白話，那班愛鑿四方眼兒的人們往往要認它為文言——就是古語——這是非常的錯誤，不可不糾正的。）北京話做了國語的主幹，它的地位自不消說得。至於各地方言，我主張國語中盡量采取它，它在國語中站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雖然它跟北京話有“主”跟“輔”的分別。它所以重要的緣故，就因為它也是活語。
可是照這樣辦起來，一定有人要不高興了。他們要說：北京話本是方言之一種，其中俚俗的詞句是很多的。其他方言也是這樣。國語以北京話為主幹，又盡量采取各地方言，那不是要鬧到“言不雅馴”嗎？這如何使得！我說：“言不雅馴”，正是我們所希望的；俚俗的詞句，正是我們所歡迎的。我們隻知道是人就應該講人話，人話都是活潑的，自由的。“引車賣槳之徒”，鑿井耕田之輩，村姑農婦，灶婢廚娘，佢們一樣是人，一樣會講活潑自由的人話，而且佢們因為沒有披帶過禮教的枷鎖——這倒是得了聖人君子們“禮不下庶人”這句話的恩惠——所以最能講真活潑真自由的人話，比“學士大夫”們講的話強多了。現在若還有人要講什麼“君子小人之分”、“士農工商之別”那一套陳死人的胡話，那就請跟著“老虎”去做什麼“純正”、“雅潔”的文章（？）好了，國語方麵，免勞照顧。若明白民國人民一律平等，大家都是平民，則請說活潑自由的平民話，別打裝模做樣的官紳腔。
因為我的國語答案是這樣，所以我承認方言是組成國語的分子，它是幫國語的忙的，不是攔國語的路的。用古文八股的筆調來說：“且夫方言之與國語，乃不相反而相成者也。”這就是我對於平伯先生認為提倡方言文學跟提倡國語文學有點背道而馳這個見解不同意的緣故。
我有“國語熱”。我認國語文學是國語的血液，所以我有“國語文學熱”。我相信國語文學應該用“真的活人的話語”來做，所以我認北京話跟各地方言是國語文學的原料，——也就是國語的原料。——因為我有以上的信念，所以我要這樣說：“在我的意中，方言文學不但已有，當有，而且應當努力提倡它。它不但不跟國語文學背道而馳，而且它是組成國語文學的重要原料。方言文學日見發達，國語文學便日見完美。”
以上的話，都是站在國語方麵說的。至於方言的本身，它是一種獨立的語言；方言文學的本身，它是一種獨立的文學。它們的價值，與國語跟國語文學同等。它們決不會因為有了國語文學而滅亡，它們也決不是因為國語需要它們作原料而保存。它們自己發達，它們永遠存在。
所以我無論是站在建立國語方麵或站在欣賞文學方麵，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對於方言文學是極熱烈的歡迎它的。
野馬一跑竟跑到這樣的遠！倘使它的脊梁上騎著一位阮嗣宗，他老先生不免要想“痛哭而返”了，還是“吃回頭草”吧。
我跟平伯先生有極相像之一點：我若照著家譜寫籍貫，應該是浙江吳興（可是我的名片上決不印這四個字），但我是生長在蘇州城裏的，我在蘇州恰好也是“一住十六年”。說也慚愧，我的蘇白竟比平伯先生的京腔還要蹩腳得多。平伯先生雖然自己說蘇州方言的知識終欠高明，但他究竟比我福氣大些，因為他慣聽吳聲的歌唱。我在十二歲以前，成日關在書房裏念經書，除了給“先生”、“老伯”拜年或到“郎中”家裏去醫病，是從不作興出大門的，連家裏的轎廳門房也不準去，所以從沒有聽到人家唱山歌。偶然聽見“唱山歌”這句話，簡直不知道作何解釋。後來四年，稍微跟社會接觸一點，但是聽到人家唱山歌的機會仍舊是極少極少，這部《吳歌甲集》一百首之中，我知道的不到十首。我於文學既是門外漢，吳歌的知識又等於零，所以對於本書決不配講什麼話。可是各種方言之中，蘇州話究竟是我聽得懂的一種，我看蘇白的文學所感到的趣味是非常的濃厚的。這部《吳歌甲集》以前登在《歌謠周刊》上，它是我很愛讀的一部文學作品。我希望頡剛先生將乙集、丙集……陸續出版，以慰我等喁喁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