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就是官話。官話本出於元朝的北京話，它憑藉著文學跟政治的勢力，漸漸推行到各地去，行到哪兒，便把那邊的方言添加些進去，它原來的麵目也免不了改變了些。添加複添加，改變複改變，結果便成了所謂官話。這種添加跟改變，自然都是應環境之需要而做成的，那麼，可以說官話是比較各種方言都要來得適用些。所以適之先生主張認普通話為國語，從這一點上說，我是相對的讚同的。
可是，官話有一種很大的毛病。它雖是把元朝的北京話添加跟改變而成的，但這種添加跟改變的分子並不很多。實際乃是甲乙丙丁……各地方的人見麵談話，因為語言不通，隻好互相用較通行的北京話作為彼此的通用語。但是，彼此說的北京話——除北京人——都是不純粹的，都是雜有他自己的方言的，而且有些人雜的方言還是很多的。你雜你的方言，我雜我的方言，他雜他的方言，大家講起話來還是不能完全相通，而且就是北京話也不是大家都能完全了解的，這便怎麼辦呢？於是想出兩個辦法來了。一是把那些辨別得很微細的詞兒混淆起來，用意思相近而涵義較廣泛的——其實就是較不真切的——來代替：例如把北京的“咱們”（“你們”在內）跟“我們”（“你們”除外）一律稱為“我們”，“別”跟“不要”一律稱為“不要”；把蘇州的“ㄍ’ㄨㄝ”跟“ㄉㄛㄏ”一律改用“丟”，“ㄍㄝㄉㄚㄏ”（近稱）、“ㄍㄜㄏㄉㄚㄏ”（中稱）、“ㄍㄨㄝㄉㄚㄏ”（遠稱）三種分別並作“這裏”、“那裏”兩種。（真正民眾的語言，因為它跟實際生活最為切近，所以涵義非常真切，辨別務極微細，這是方言唯一的優點，非文言跟官話所及的。普通應酬文字，隻要隨便對付過去，固無需乎此；若文學作品，當然應有精密細致的描寫，那就非仰仗真正民眾的語言不可。）一是把嘴裏的活語犧牲了，改用書上的死語（意義也很容易不真切）：例如北京人不說“耗子”，蘇州人不說“老蟲”，彼此都說“鼠”；北京人不說“ㄍㄨㄟㄌㄧㄅㄠㄗㄨㄟ”，蘇州人不說“一塔刮子”，彼此都說“總而言之”。這本來都是臨時不得已的辦法，可是久而久之，變為習慣，大家習非成是，以這樣的說法為正當，倒反覺得辨別微細是無謂的，使用活語是鄙俚的了。其實，官話因為用了這兩個辦法，在用詞跟造句上便發生了貧乏、浮泛、生硬種種毛病。
所以，官話因為有“已很通行又已產生文學”這個資格而被認為國語，固然是可以的；可是，它有這樣的大毛病，卻也不可不知道。
我對於“什麼是國語？”的答案是這樣：
國語應該用一種語言做主幹。這種語言，若用官話，固然也好。不過我的意見，最好還是采用一種活語言，就是北京話。上文說過，我極相信文學是語言文章的血液。適之先生說：“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浯。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存》，卷1，頁74。）這話說得真不錯。講到文學，我又完全同意於平伯先生說的“真的文學應當采用真的活人的話語”。用北京話，不但是活的，而且標準易得，師資易求。官話雖然號稱普通話，通行的區域很廣，然而夷考其實，是全無標準的。我們簡直可以說，凡官話都是“藍青官話”。惟其如此，所以在實際上，說到官話，大家都隱隱以北京話作為標準，某人能說得一口好北京話，大家便讚他官話說得好。實際上既然如此，則我說以北京話為國語的主幹，即無異於說以官話（或普通話）為國浯的主幹。用了北京話做主幹，再把古語、方言、外國語等等自由加入。凡意義上有許多微細的辨別的，往往甲混乙析，或丙備丁缺。國語對於這些地方，應該冶古今中外於一爐，擇善而從，例如甲混乙析則從乙，丙備丁缺則從丙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