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義相近而有些微不同的，固然應該分造許多字去區別。還有那一個意義因地方或時代不同而變了讀音的，這也不可沒有區別；區別的方法，自然也隻有添造文字。於是形聲之外，又別有轉注這一種方法。例如甲地讀“謀”字之音如“某”，所以用“某”字做聲符；乙地不讀如“某”而讀如“莫”，於是改用“莫”字作音符而添造“謨”字。又如“父”、“母”兩個字在述說時讀為“fu”、“mu”，而稱呼則變為“ba”、“ma”，於是就添造“爸”、“媽”兩個形聲字（“父”、“母”都是象形字）。諸如此類，都是一義化為數音而造成的。這便是轉注（說本章炳麟）。——就文字的形式上看，轉注還是形聲；但就“一義數音即造數字”這一點上看，可知表音文字的勢力一天大似一天了。
轉注雖因音變而字也跟著變，卻還未脫離義符：如“父”、“母”之音變為“ba”、“ma”、不就拿“巴”、“馬”兩個字來表示，還要加上“父”、“女”作為義符。後來又覺得這種方法還不便利，因為（1）聲音轉變，層出不窮，一一製字，實在麻煩得很；（2）副詞、前置詞、接續詞、感歎詞、助詞等等，很難得到適當的義符；（3）古代傳授學問，因為寫的工具不便利，大都是“口耳相傳”，這是隻能記住語音，不能記住字形的。……既有這種種緣故，於是毅然決然的舍義而專來表音。隻要聲音對了，無論寫哪個字都行。換言之，就是對於許多同音字，不問它們是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形聲字、轉注字，也不問它們中間的形聲字和轉注字是什麼符，凡同音的字，都可以任意亂寫，凡聲音略有轉變，就可以改寫他字以明其音。總而言之，對於固有的文字都作為注音字母用，這便是假借。《說文》定假借的界說道：“本無其字，依聲托事。”這話尚未能包括假借的全體。“本無其字”的，固然隻要假借一個同音的字便得了。就是那“本有其字”的，也不妨隨便寫一個同音的字。所以“飛鴻”可以寫作“蜚鴻”，“歐陽”可以寫作“歐羊”，“憔悴”可以寫作“蕉萃”，“仿佛”可以寫作“放物”。漢字到了用假借字，便是純粹的表音文字了。
照這六書發生的次序看，可知漢字是由象形而表意，由表意而表音；到了純粹表音的假借方法發生，離開拚音，隻差一間了。
假借這個方法，發生於何時呢？現在所見的最古的真正古字，就是殷代的甲骨文字，這中間已經有假借字了。如借“尞”為“寮”，借“唐”為“湯”，借“果”為“婐”，借“鳳”為“風”之類。那麼，假借方法的發生，至遲也應該起於殷代。後來周代的鍾鼎文字中間，假借字更多了。中國學術的發生，萌芽於春秋，極盛於戰國；最古的文學作品是《詩經》，最古的曆史是《尚書》，其次便是《春秋》，這幾部書，都是從那個時代流傳下來的；因為傳寫之人不一，所以彼此異文甚多，這些異文，什九都是假借字，看陳喬樅的《四家詩異文考》、段玉裁的《古文尚書撰異》、趙坦的《春秋異文箋》等書，就可以知道。其他如“周秦諸子”、《史記》、《漢書》、“漢碑”等等，觸目都是假借字，試把吳玉的《別雅》、錢大昕的《聲類》、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諸書隨便翻檢一下，也可以得其大概。從晉到唐，這種寫假借字的風氣仍是很流行。我們看陸德明的《經典釋文》，知道六朝時候經書的本子彼此異文甚多。還有那近來常常發見的六朝寫本和唐寫本的書籍，同樣一篇文章，寫得互有不同，和現在通行的本子相較，複多違異。此外如南北朝、隋、唐的碑碣、墓誌、造像等等，其中引書用詞，字形歧異的更不可縷指。這裏麵雖然有些是由於傳寫有錯誤，致文義有異同，但大部分都是字音相近而字形不同的。這就是那時候的文字多用假借的證據。宋元以來，書籍有了刻版，一印就是幾十幾百部，大家所看的本子都是一樣的，某義寫某字，都依著書上寫，於是寫假借字的風氣漸漸不行於所謂“士人”的社會了；而且那些什麼“士人”，看見別人寫假借字，便要罵他是“寫白字”。但是這種禁令，不過是“士人”自己定了來束縛自己罷了。若就全社會而論，這種寫假借字的風氣，直到現在，還是很流行。你看：
藥方上寫“人薓”作“人參”，“生薑”作“生薑”。
北京的書店掌櫃寫書簽子，“《漢書》”作“《汗書》”。
蘇州的燒飯司務開火食賬，“百葉”作“百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