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革命》一九二三年初刊於《國語月刊》第一卷第七期（“漢字改革號”）。
漢字革命
（1）
距今二十年前（戊戌變法時代和它的前後），中國有人感覺到漢字的難識、難記、難寫，不是一種適用的工具，應該另造拚音文字：如沈學、盧戇章、蔡錫勇、勞乃宣、王照……諸人，都曾經發表過“中國該有拚音文字”的主張；並且他們自己都製造過拚音字母。但是他們卻又發一種議論道：“漢字太高深了，太優美了，它隻是有力治學的人們適用的文字；至於那些知識低下或不識字的人們，是沒有使用它的福氣的，我們應該可憐他們，另外製造一種粗淺的拚音文字來給他們使用。”所以他們一麵雖然主張中國該有拚音文字，可是一麵又趕緊聲明道：“我們並不主張廢棄漢字的！”照他們這種議論，好比說：“魚肉雞鴨雖是適口養生的美品，但它們隻是有錢的人們的食物；至於那些鳩形鵠麵的苦人，是沒有吃它們的福氣的，我們應該可憐他們，另外造些窩窩頭、雜合兒麵來給他們充饑。”我想，他們要說那樣的話的原故，或者因為社會上那些“骸骨之迷戀者”太多了，要是明目張膽地說一聲“不要漢字”，恐怕有人要來胡鬧，未免使得拚音文字的推行上發生阻力，所以姑且“虛與委蛇”，也未可知。如果是這樣，自然要算別有苦心。
但是我們應該知道，他們說那樣的話，是不合理的；他們那種苦心，也是誤用的。人們對於社會上的無論什麼事物，如果發現了它的毛病，非“改弦而更張之”不可，那就應該明目張膽地鼓吹革命。對於舊的，盡力攻擊，期其破壞，消滅；對於新的，盡力提倡，期其成立，發展。這才是正當的行為！要是既想改革，又怕舊勢力的厲害，於是做出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樣子，說上許多不痛不癢的話，對於四麵八方一律討好，希望做到什麼“妥協”、什麼“調和”的地步，那是一定不會有好結果的；不但沒有好結果，而且還要發生“是非混淆”、“新舊糅雜”的壞現象！老實說，這樣“灰色的革命”，我是很反對的。
而且還有一層，用那樣不正當的手段來鼓吹革命，是很難得到效果的。試拿“古文革命”這件事作個比例，便可以明白了。對於從前所謂“古文”，覺得它不是記載思想事物的適用工具，應該改用白話來作文章，這也是二十年前的老新黨所早見到的。但是他們也是用不正當的手段來鼓吹革命，他們對於這件事情的論調，和對於“文字革命”的論調一樣。可憐鬧上二十年，得不到一些效果！必須要到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陳獨秀作《文學革命論》，胡適作《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高張“文學革命軍”的大旗，聲討舊文學，帶了檄文、露布、炸彈、手槍、機關槍、四十二生的大炮，浩浩蕩蕩的殺奔“古文巢穴”中去，於是那些“城狐社鼠”才一溜煙逃得無影無蹤，而國語的新文學才得成立。用“古文革命”的經過來做“漢字革命”的參考，便可知道我們若認明漢字的不適用，覺得表示國語的文學非用拚音不可，則惟有響響亮亮的說“漢字應該革命！”對於那“骸骨之迷戀者”，拚個你死我活，毫無妥協的餘地。如此，則漢字改革的事業才有成功的希望。
這二十多年中，也有幾個明目張膽聲討漢字罪惡的人，最早的是那“思想界之彗星”譚嗣同，他的《仁學》中有幾句話道：
……又其不易合一之故，語言文字，萬有不齊；越國即不相通，愚賤尤難遍曉。更若中國之象形字，尤為之梗也。故盡改象形字為諧聲，各用土語，互譯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則地球之學可合而為一。
譚君這幾句話，雖然不是專論漢字，但卻是宣布漢字罪惡的第一聲。後來《新世紀》周刊中，吳敬恒、褚民誼、李煜瀛……諸人，對於漢字，都曾施過很劇烈的攻擊。1919年，《新潮）雜誌第一卷第三號中，有傅斯年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漢語改用拚音文字的初步談》，它實是“漢字革命軍”的第一篇檄文。
這兩年以來，因為國語文學的勃興，注音字母的推行，教育有普及的要求，學問有提高的必要，於是大家漸漸注意到漢字革命這個問題上來了。我覺得這是極好的現象。
我敢大膽宣言：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充分的發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何以故？因漢字難識、難記、難寫故；因僵死的漢字不足表示活潑潑的國語故；因漢字不是表示語音的利器故；因有漢字做梗，則新學、新理的原字難以輸入於國語故。
漢字應該革命的理由，說的人已經很多了。我想，除了迷戀骸骨的，保存（或維持）國粹的，衛道的，和那些做“鴛鴦”、“蝴蝶”、“某生”、“某翁”的文章的“文丐”、“文娼”們以外，隻要是心地幹淨，腦筋清晰的人們，總不至於再發無理由的反對論了。但對於“漢字的應否革命”或者可以不生問題了，而對於“漢字的能否革命”恐怕還很有人懷疑。我以為這個疑團是極應該從早解釋的。
所謂“漢字能否革命”的問題，換言之，就是“國語能否改用拚音文字表示”的問題。我對於這問題的解釋的結果，現在先報告諸君一聲：從漢字的變遷史上研究，漢字革命，改用拚音，是絕對的可能的事。
（2）
要解決漢字能否革命，國語能否改用拚音文字表示，應該從漢字的變遷史上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