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先後刊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北平《世界日報》，同月《師大月刊》第三十期、《文化與教育》旬刊第一百○六期。
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
現在一般人都稱豫才為“魯迅”，其實這隻是他的筆名；他並沒有把正式的姓、名、號廢除，他的名片上刻的是“周樹人”，他寫給他的老朋友們的信都署“樹人”或“樹”（十月二十一日《世界日報》上影印他十月十二日給宋紫佩君的信，署名“樹人”，是其證），他們也都叫他“豫才”；我也是他的老朋友之一，故此文稱“周豫才”而不稱“魯迅”。至“魯迅”二字之由來，則因他在民元以前所做的文章往往署名曰“迅行”，而其太夫人姓“魯”；他撰《狂人日記》時，省“迅行”為“迅”而冠以母姓也。或誤以“魯迅”二字為其別號而冠其父姓曰“周魯迅”，大誤。
玄同附記。
我與周豫才君相識，在民元前四年戊申，至今凡二十九年。我與他的交誼，頭九年（民前四——民五）尚疏，中十年（民六——十五）最密，後十年（民十六——二十五）極疏，——實在是沒有往來。
民元前四年，我與豫才都在日本東京留學。我與幾個朋友請先師章太炎（炳麟）先生講語言文字之學（晉韻、《說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學裏一間教室開講。過了些日子，同門龔未生（寶銓，先師之長婿）君與先師商談，說有會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數人要來聽講，但希望另設一班，先師允許即在其寓所開講。（先師寓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中，《民報》為孫中山先生所主辦，即“同盟會”之機關報也。）豫才即與其弟啟明（作人）、許季茀（壽裳）、錢均甫（家治）諸君同去聽講，我亦與未生、朱蓬仙（宗萊）、朱逖先（希祖）諸君再去聽講。周氏兄弟那時正譯《域外小說集》，誌在灌輸俄羅斯、波蘭等國之崇高的人道主義，以藥我國人卑劣、陰險、自私等等齪齷心理。他們的思想超卓，文章淵懿，取材謹嚴，翻譯忠實，故造句選辭，十分矜慎；然猶不自滿足，欲從先師了解故訓，以期用字妥帖。所以《域外小說集》不僅文筆雅馴，且多古言古字，與林紓所譯之小說絕異。同時他在《河南》雜誌中做過幾篇文章，我現在記得的有《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摩羅詩力說》等篇，斥那時淺薄新黨之俗論，極多勝義。我那時雖已與他相識，但僅於每星期在先師處晤麵一次而已，沒有談過多少話。
他於民元前三年己酉回國，民國元年，他在北京教育部任僉事職。二年二月，教育部開“讀音統一會”，他也是會員之一，會中為了注音符號的形式問題，眾論紛紛，不能解決；先師門下任會員之豫才、逖先、季茀、馬幼漁（裕藻）四君及舍侄錢稻孫君提議，采用先師在民元前四年所擬的一套標音的符號（以筆畫極簡之古字為之），會中通過此案，把它斟酌損益，七年冬，由教育部正式頒行，就是現在推行的注音符號（黎劭西君所著《國語運動史綱》第五十六及七十五頁中有詳細的記載）。
二年九月，我到北平來，從那裏到民國五年，我與他常有晤麵的機會。他住在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裏（即《呐喊》序中之“S會館”），他那時最喜歡買《造像記》，搜羅甚富，手自精抄，裒然成帙。三年，他曾用木板刻所輯的《會稽郡故書雜集》。
六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大事革新，聘陳仲甫（獨秀）君為文科學長，胡適之（適）君及劉半農（複）君為教授，陳、胡、劉諸君正努力於新文化運動，主張文學革命；啟明亦同時被聘為北大教授。我因為我的理智告訴我，“舊文化之不合理者應該打倒”，“文章應該用白話做”，所以我是十分讚同仲甫所辦的《新青年》雜誌，願意給它當一名搖旗呐喊的小卒。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啟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接著第二、三、四諸號都有啟明的文章。但豫才則尚無文章送來，我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於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號裏了。自此以後，豫才便常有文章送來，有論文、隨感錄、詩、譯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十年下半年）。
稍後（記不起真確的年代，約在十年到十五年），他在北大、師大、女師大等校，講授中國小說史，著有《中國小說史略》一書。此書條理明晰，論斷精當，雖編成在距今十多年以前，但至今還沒有第二部書比他更好的（或與他同樣好的）中國小說史出現。他著此書時所見之材料，不逮後來馬隅卿（廉）及孫子書（楷第）兩君所見者十分之一，且為一兩年中隨編隨印之講義，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實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