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冬，孫伏園與李小峰諸君創辦《語絲》，約周氏兄弟、王品青、章衣萍（洪熙）、章川島（廷謙）諸君共任撰稿，故《語絲》中豫才的文章也很不少。十四年，他又與他的幾位朋友（姓名都想不起來了）共辦《莽原》。此外則徐旭生（炳昶）、李玄伯（宗侗）諸君所辦的《猛進》中，也有豫才的文章。
十四年夏天，女師大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的事件發生時，豫才是女師大的教員，他是站在學生一邊的，被教育總長章士釗所知，於是下令免他的僉事職。十五年，“三一八”的慘案發生以後，北政府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倒行逆施，竟開出所謂知識界的過激分子五十個人的名單，要通緝他們，豫才也是其中之一人，於是他不得不離開北平，上廈門去教書。
從十五年秋天他上廈門直到現在，這十年之中，他與我絕無往來。十八年五月，他到北平來過一次，因幼漁的介紹，他於二十六日到孔德學校訪隅卿（隅卿那時是孔德學校的校務主任），要看孔德學校收藏的舊小說，我也在隅卿那邊談天，看見他的名片還是“周樹人”三字，因笑問他，“原來你還是用三個字的名片，不用兩個字的。”我意謂其不用“魯迅”也。他說，“我的名片總是三個字的，沒有兩個字的，也沒有四個字的。”他所謂四個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時喜效古法，綴“號”於“名”上，朋友們往往要開玩笑，說我改姓“疑古”，其實我也沒有這樣四個字的名片。他自從說過這句話之後，就不再與我談話了，我當時覺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後來看見他的《兩地書》中說到這事，把“錢玄同”改為“金立因”，說，“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第二四四頁）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做罪名，他所討厭的大概是嘮叨如故吧。不錯，我是愛“嘮叨”的，從二年秋天我來到北平，至十五年秋天他離開北平，這十三年之中，我與他見麵總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確很愛“嘮叨”，但那時他似乎並不討厭，因為我固“嘮叨”，而他亦“嘮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我“嘮叨如故”，他就要討厭而“默不與談”。但這實在算不了什麼事，他既要討厭，就讓他討厭吧。不過這以後他又到北平來過一次，我自然隻好回避他了。自從他上廈門去到現在，這十年中，我除了碰過他那次釘子以外，還偶然見過他幾本著作（但沒有完全看到），所以我近年對於他實在隔膜得很。
我所做的事是關於國語與國音的，我所研究的學問是“經學”與“小學”；我反對的是遺老、遺少、舊戲、讀經、新舊各種“八股”，他們所謂“正體字”、辮子、小腳，……二十年來如一日，即今後亦可預先斷定，還是如此。我讀豫才的文章，從《河南》上的《破惡聲論》等起，到最近（二十五年十月）“未名書屋”出版的《魯迅雜文集》止，他所持論，鄙見總是或同或異，因為我是主張思想自由的，無論同意或反對，都要由我自己的理智來判斷也。
至於我對於豫才的批評，卻也有可說的：（1）他治學最為謹嚴，無論校勘古書或翻譯外籍，都以求真為職誌，他輯《會稽郡故書雜集》與《古小說鉤沈》，他校訂《稽康集》與《唐宋傳奇集》，他著《中國小說史略》，他翻譯外國小說，都同樣的認真。這種精神，極可欽佩，青年們是應該效法他的。（2）日前啟明對我說，豫才治學，隻是他自己的興趣，絕無好名之心，所以總不大肯用自己的名字發表，如《會稽郡故事書雜集》，實在是豫才輯的，序也是他做的，但是他不寫“周樹人”而寫“周作人”，即是一例；因為如此，所以他所輯校著譯的書，都很精善，從無粗製濫造的。這種“修”的精神，也是青年們所應該效法的。（3）他讀史與觀世，有極犀利的眼光，能抉發中國社會的痼疾，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藥》等小說及《新青年》中他的《隨感錄》所描寫所論述的皆是。這種文章，如良醫開脈案，作對症發藥之根據，於改革社會是有極大的用處的。這三點，我認為是他的長處。但我認為他的短處也有三點：（1）多疑。他往往聽了人家幾句不經意的話，以為是有惡意的，甚而至於以為是要陷害他的，於是動了不必動的感情。（2）輕信。他又往往聽了人家幾句不誠意的好聽話，遂認為同誌，後來發覺對方的欺詐，於是由決裂而至大罵。（3）遷怒。譬如說，他本善甲而惡乙，但因甲與乙善，遂遷怒於甲而並惡之。以上所說，是我所知道的豫才的事實，我與他的關係，我個人對於他的批評。此外我所不知道的，我所不能了解的，我都不敢亂說。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