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陳獨秀》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初刊於《新青年》第三卷第一號。
致陳獨秀（反對用典及其他）
獨秀先生鑒：胡適之君之《文學改良芻議》，其陳義之精美，前已為公言之矣。茲反複細讀，竊有私見數端，願與公商榷之。倘得藉雜誌餘幅，以就教於胡君，尤所私幸。
胡君“不用典”之論最精，實足祛千年來腐臭文學之積弊。嚐謂齊梁以前之文學，如《詩經》、《楚辭》及漢魏之歌詩、樂府等，從無用典者。（古代文學，白描體外，隻有比興。比興之體，當與胡君所謂“廣義之典”為同類，與後世以表象之語直代實事者迥異。）短如《箜篌引》（文為“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長如《焦仲卿妻詩》，皆純為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詩者之情感，詩中人之狀況，皆如一一活現於紙上。《焦仲卿妻詩》尤與白話之體無殊，至今已越千七百年，讀之，猶如作詩之人與我麵談，此等優美文學，豈後世用典者所能夢見。（後世如杜甫、白居易之“寫實體”亦皆見此優美。然如《長恨歌》中，雜用“小玉”、“雙成”二典，便覺可厭。）自後世文人無鑄造新詞之材，乃力競趨於用典，以欺世人，不學者從而震驚之，以淵博相稱譽。於是習非成是，一若文不用典，即為儉學之征，此實文學窳敗之一大原因。胡君辭而辟之，誠知本矣。惟於“狹義之典”，胡君雖主張不用，顧又謂“工者偶一用之，未為不可”，則似猶未免依違於俗論。弟以為凡用典者，無論工拙，皆為行文之疵病。即如胡君所舉五事，1、3、5雖曰工切，亦是無謂。胡君自評，謂“其實此種詩盡可不作”，最為直捷痛快之論。若2所舉之蘇詩，胡君已有“近於纖巧”之論。弟以為蘇軾此種詞句，在不知文學之鬥方名士讀之，必讚為詞令妙品，其實索然無味，隻覺可厭，直是用典之拙者耳。4所舉江亢虎之誄文，胡君稱其“用趙宣子一典甚工切”，弟實不知其佳處。至如“未懸太白”一語，正犯胡君用典之拙者之第五條。胡君知“灞橋”、“陽關”、“渭城”、“蓴鱸”為“古事之實有所指，不可移用”，則宜知護國軍本無所謂“太白旗”，彼時縱然殺了袁世凱，當不能沿用“梟首示眾”之舊例，如是則“懸太白”三字，無一合於事實，非用典之拙者而何？故弟意胡君所謂用典之工者，亦未為可用也。
文學之文，用典已為下乘；若普通應用之文，尤須老老實實講話，務期老嫗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語代事實者，尤為惡劣。章太炎先生嚐謂公牘中用“水落石出”、“剜肉補瘡”諸詞為不雅。亡友胡仰曾君謂曾見某處告誡軍人之文，有曰：“此偶合之烏，難保無害群之馬。果爾以有限之血蚨，養無數之飛蝗”，此不通已極。滿清及洪憲時代司法不獨立，州縣長官遇婚姻訟事，往往喜用濫惡之四六為判詞。既以自炫其淹博，又藉以肆其輕薄之口吻。比雖官吏心術之罪惡，亦由此等濫惡之四六有以助之也。弟以為古代文學，最為樸實真摯。始壞於東漢，以其浮詞多而真意少。弊盛於齊梁，以其漸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別無他事，實為文學“燕山外史”中之最下劣者。至於近世《聊齋誌異》、《淞隱漫錄》諸書，直可謂全篇不通。戲曲小說，為近代文學之正宗。小說因多用白話之故，用典之病少。（白話中罕有用典者。胡君主張采用白話，不特以今人操今語，於理為順，即為驅除用典計，亦以用白話為宜。蒙於胡君采用白話之論，固絕對讚同者也。）傳奇諸作，即不能免用典之弊。元曲中喜用《四書》文句，尤為拉雜可厭。弟為此論，非榮古賤今。弟對於古今文體、造句之變遷，決不以為古勝於今，亦與胡君所謂“有《尚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進化”同意，惟用典一層，確為後人劣於前人之處，事實昭彰不能為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