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典以外尚有一事，其弊與用典相似，亦為行文所當戒絕者，則人之稱謂是也。人之有名，不過一種記號。夏殷以前，人止一名，與今之西人相同。自周世尚文，於是有“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種種繁稱，已大可厭矣。六朝重門第，爭標郡望。唐宋以後，“峰泉溪橋樓亭軒館”別號日繁，於是一人之記號，多乃至數十。每有眾所共知之人，一易其名稱，竟茫然不識為誰氏者。一翻《宋元學案》目錄，便覺頭腦疼痛者，即以此故。而自昔文學之文，於此等稱謂，尤喜避去習見，改用隱僻；甚或刪削本名，或別創新稱；近時流行，更可駭怪。如“湘鄉”、“合肥”、“南海”、“新會”、“項城”、“黃陂”、“善化”、“河間”等等，專以地名名人，一若其地往古來今，即此一人可為代表者然，非特使不知者無從臆想，即揆諸情理，豈得謂平？故弟意今後文學，凡稱人，悉用其姓名，不可再以郡望、別號、地名等等相攝代。（又官名地名須從當時名稱，此前世文人所已言者，雖桐城派諸公，亦知此理。然昔人所論，但謂金石文學及曆史傳記體宜然，鄙意文學之文，亦當守此格律。又文中所用事物名稱，道古時事，自當從古稱，若道現代事，必當從今稱。故如古稱“冠、履、袷、籩、豆、尊、鼎”，僅可用於道古。若道今事，必當改用“帽、鞋、領、袴、盌、壺、鍋”諸名，斷不宜效法“不敢題糕”之迂謬見解。）
一文之中，有駢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對，與欲其句句不相對者，皆妄也。桐城派人鄙夷六朝駢偶，謂韓愈作散文，為古文之正宗。然觀《原道》一篇，起首仁義二句，與道德二句相對。下文雲“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又雲“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皆駢偶之句也。阮元以孔子《文言》為駢文之祖，因謂文必駢儷。（近人儀征某君即篤信其說，行文必取駢儷。嚐見其所撰經解，乃似墓誌。又某君之文，專務改去常用之字，以同訓詁之隱僻字代之，大有“夜夢不祥，開門大吉”改為“宵寐匪禎，辟劄洪庥”之風，此又與用僻典同病。）則當詰之曰，然則《春秋》一萬八千字之經文，亦孔子所作，何緣不作駢儷？豈文才既竭，有所謝短乎？弟以為今後文學，律詩可廢，以其中四句必須對偶，且須調平仄也。若駢散之事，當一任其自然，如胡君所謂“近於語言之自然而無牽強刻削之跡”者，此等駢句，自在當用之列。
胡君所雲“須講文法”，此不但今人多不講求，即古書中亦多此病。如《樂毅報燕惠王書》中“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二語，意謂齊國汶上之篁，今植於燕之薊丘也。江淹《恨賦》“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實危心墜涕也。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香稻與鸚鵡，碧梧與鳳皇，皆主賓倒置，此皆古人不通之句也。《史記裴駰集解序索隱》有句曰：“正是冀望聖賢，勝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愈於《論語》不有博弈者乎之人耳。”凡見此句者，殆無不失笑。然如此生吞活剝之引用成語，在文學文中亦殊不少，宋四六中，尤不勝枚舉。
語錄以白話說理，詞曲以白話為美文，此為文章之進化，實今後言文一致之起點。此等白話文章，其價值遠在所謂“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詩”之上，此蒙所深信而不疑者也。至於小說為近代文學之正宗，此亦至確不易之論。惟此皆就文體言之耳，若論詞曲小說諸著在文學上之價值，竊謂仍當以胡君“情感”、“思想”兩事為標準。無此兩事之詞曲小說，其無價值亦與“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詩”相等。故如元人雜曲及《西廂記》、《長生殿》、《牧丹亭》、《燕子箋》之類，詞句雖或可觀，然以無“高尚思想”、“真摯情感”之故，終覺無甚意味。至於小說，非誨淫誨盜之作（誨淫之作，從略不舉。誨盜之作，如《七俠五義》之類是。《紅樓夢》斷非誨淫，實足寫驕侈家庭，澆漓薄俗，腐敗官僚、紈絝公子耳。《水滸》尤非誨盜之作，其全書主腦所在，不外“官逼民反”一義，施耐庵實有社會黨人之思想也），即神怪不經之談（如《西遊記》、《封神傳》之類），否則以迂謬之見解，造前代之野史（如《三國演義》、《說嶽》之類），最下者，所謂“小姐後花園贈衣物”、“落難公子中狀元”之類，千篇一律，不勝縷指。故詞曲小說，誠為文學正宗，而關於詞曲小說之作，其有價值者則殊鮮。（前此所謂文學家者，類皆喜描寫男女情愛，然此等筆墨若，用寫實派文學之眼光去做，自有最高之價值。若出於一己之儇薄思想，以穢褻之文筆，表示其肉麻之風流，則無絲毫價值之可言。前世文人，屬於前者殆絕無，屬於後者則滔滔皆是。）以蒙寡陋，以為傳奇之中，惟《桃花扇》最有價值。小說之有價值者，不過施耐庵之《水滸》、曹雪芹之《紅樓夢》、吳敬梓之《儒林外史》三書耳。今世小說，惟李伯元之《官場現形記》、吳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曾孟樸之《孽海花》三書為有價值。曼殊上人思想高潔，所為小說，描寫人生真處，足為新文學之始基乎。此外作者，皆所謂公等碌碌，無足置齒者矣。劉鐵雲之《老殘遊記》，胡君亦頗推許，吾則以為其書中惟寫毓賢殘民以逞一段為佳，其他所論，大抵皆老新黨頭腦不甚清晰之見解。黃龍子論“北拳南革”一段信口雌黃，尤足令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