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母親是一個仁慈寬厚、明曉事理的人。農村的人情世故、鄉約村規，她都通曉在胸。三裏五村，每逢誰家添箱出嫁閨女、娶媳婦、給孩子過滿月抑或給老人祝壽，她都要向主人送去祝福。莊戶人家時有鄰裏糾紛、婆媳矛盾、妯娌不和，都愛找母親規勸說和。由於母親一次次出麵調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一生從容豁達、古道熱腸的母親隻知道拿心去待人，拿心去做事，從不計較恩恩怨怨有沒有回報。對自己的兒女是這樣，對村舍鄰裏更是這樣。記得一個風雪之夜，村子東頭的狗娃來敲門，求母親去救救他難產的媳婦。換成別家啥話都好說，偏偏狗娃他爹和父親是“死對頭”，父親多次挨批鬥就是他泄私憤操縱的。然而聽了狗娃的哀告，母親二話沒說，毅然決然披衣出了門。後來就是因為天黑崴了腳，腳脖子腫得跟發麵團似的，母親從沒說過半句抱怨話。
三
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村裏正經曆著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發展過程，村裏的人們因為眼前看得見的實惠，使得磨洋工的時代一下子成為過去，人們的生產熱情空前高漲。勤勞的母親終於迎來了改變現實生活的機會，她開始沒日沒夜地在自家田地裏精耕細作。母親的汗水總算沒有白流，我家的莊稼像是在比賽似的生長，在青苗期就能看出豐收的跡象：麥苗綠油油的在日裏夜間嗖嗖地拔節，開滿花的豆蔓扯起半人高。母親的臉終於露出了甜蜜的微笑。這時，父親也得以平反昭雪。父親更是時刻關注著國家政策的變化，經常在昏黃的煤油燈下讀報。記得當時村裏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寧夏日報》，而且拿到的往往都是一兩個月前的舊報，但父親認真地閱讀著上麵的每一篇文章。
四
1981年我從師範學校畢業走上了工作崗位，在鄉下中學教了兩年書又考取寧夏教育學院，二弟和三弟也分別考入大學。當時，在我們那個連一位高中生都很少的貧困鄉村，一個農民家庭一下子出了三個大學生自然成了我們那一帶的特大新聞。我們弟兄能出人頭地，這都是父母的功勞。
80年代末，我二弟、三弟畢業後陸續到異地工作生活，隻有花甲之年的父親和母親牢守著家鄉的院落，過著清苦的生活。每每夜深人靜，思念之情促使我拿起床頭的電話，母親的驚喜之情在話語中就能聽出來，她讓我們不要牽掛她們，她們生活很好。放下電話，閉上眼睛，父母單薄、瘦弱的身影就時時出現在我的麵前。
我知道，這不過是母親怕兒女惦記著她們的安慰話。母親在農業社時，就因勞累過度和營養不良落下一身的疾病，父親在那個年代修水庫時住潮濕的草鋪、吃幹糧、喝冷水，直到現在仍陳屙纏身，時好時壞。家中近二十畝的薄田，讓母親來耕種已是力不從心。
1990年，我跟二弟、三弟商議後，將責任田轉包給村裏的張家，讓父母到縣城過過清閑的日子，也算盡我們做兒女的一片孝心。不料，這事讓父母很快知道了，他們老大的不願意。這晚，父親一個人坐在自家土地的田埂上，點燃一根煙，屏住呼吸，仿佛在聆聽風與莊稼幽秘細碎的私語。我曾仔細觀察過父親的雙手，粗糙得跟老樹皮沒有什麼兩樣。那雙手曾在土地上扒撓了幾十年，村裏的每一塊土地都曾留下他的手印，甚至每一個土團都曾感受過他的手溫。我知道，那片土地已灑下了父母幾十年的汗水，留下過父母無數次殷實的步履，也承載了父母親幾十年的辛勞和希望。最後，不得已我請來四叔才勉強勸服了父親和母親。他們在四叔的勸說下雖然勉強搬進了縣城，但明顯地看出他們不適應城裏人的生活。對他們來講，搬到這裏來，也是一次頗為重大的人生轉折。大半輩子生活在山村，生活方式、人際關係都已經固定化，如今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有一個適應的過程。周邊的環境和生活設施，要慢慢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