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來再寫一詩：《難忘》
難忘山間一條曲折路
兩岸長著正在死亡的箭竹
原來翠綠的竹子一世紀才死一次
不知是我來晚了還是來早了
迫不及待的山楂樹悄然接替了竹的位子
我想起一首古老的情歌
喚你的名字
在一口被垃圾掩埋的古井
人們都曾經想從井中汲取故事
遺忘卻變成了最好的救贖
淒清地 竹子一般地消失
隻有我一直帶在身邊
清醒時有它
睡夢裏它飛翔
幾時近鄉幾時情怯
我早熟的春天依稀還在這裏
格物致知
去“三民書局”時，早已聽說“三民”是個“帝國”，果然。十一層的文化大樓，工作人員四百，書店之外還有花園及員工餐廳，一個出版社有這樣的規模，說是書的帝國倒也不算誇張。
原來隻是約雪梨見個麵而已，沒想到竟得董事長劉振強先生接見。叨擾了午飯不說，與劉先生的閑談中聽他說到的兩個小故事卻使我感動莫名。
一個說的是他最近參加一個葬禮，有位朋友在追悼會上穿了件非常不合身的西裝出現。每個人都以異樣的眼光相看，想這種場合也該穿得體麵些吧，怎麼也不至於隻有這麼一套衣服出客吧。正納悶著，不久，此人站到台上開始致辭，他說：
“死者是我生前最要好的朋友。我年輕時窮。找到第一份工作時，他特地來送了我一套西裝，要我體體麵麵地去任職。就是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一套。
這一份情誼，我永不會忘記。
如今，我又找出這套西裝，來為我的好友送行。讓我穿著它，送他一程。”
我聽了，眼淚差點要流出來。不知道怎麼會說起來的，但想到琦君從前就跟我說過劉先生是個很重情義的人。是的，心裏有情有義的人，談吐中也都是些有情有義的故事。
後來又聽他說：以前書店開在重慶南路的時候，常去新公園曆史博物館看畫展，有一張畫至今難忘。是一張四十年來都忘不了的畫。
畫的是什麼呢？這麼難忘。我忍不住要問。
“畫的是春天，春天的水邊，蘆草都在發芽。但是，其中有一枝蘆草卻已折斷。一枝折損的不能再發芽的蘆草，在春天的意象中特別叫人感動。我在那畫前流連再三，看了又看，不知去看了多少回。三千元，那個標價對當時的我是個天大的數字。可是我就是忘不了那張畫。終於有一天我下了決心要去買畫，誰知道畫上已貼了紅條：辜先生買走了。”
一頓中飯居然吃出了許多的極短篇來，不但使我對“三民”刮目相看，更使我明白出版商與出版家的不同。
原來以為三民是跟三民主義有關，現在才知道不過是三個小老百姓的意思。琦君的另一半唐基先生常說，從前他跟劉老板是騎著腳踏車去給人送書的，那個年代的書與做書的人，真的像一群精神貴族。如今，因書致富的人很多，可敬的貴族卻寥寥無幾。
後來去了格林出版社，又見到了另一種出版的格局。如果三民像工廠，格林像個手工藝品店。在格林見到的幾位編輯真年輕，工作像在玩，都是搞的藝術書。書在這裏像禮物，天天工作不就像在過聖誕嗎？以前藝術家要在文學中找靈感，現在藝術顛覆成功，文學家到藝術當中討飯吃呢。
玩笑中，王開平說格林的老板是四大帥哥之一。我說那其他三位呢？他說：還沒選出來。我想起年輕時的隱地來了。不過，這回見到的隱地，雖沒有從前那樣的愛帥，卻多了另一種沉穩的風度。（嗯，學淺，不知徐娘在曆史上有否相對應的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