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了紙，最近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周刊上看到世界各地區平均每人用紙量的統計：中國台灣排名全世界第七位，次於美國、瑞典、加拿大、日本、中國香港、英國。不用解釋，也知道這是很可以自豪的事。但是，紙的消耗跟木材的需求關係密切。據說，日本寧可進口別國的木材和紙，絕不濫伐本國的林地。站在保護生態的立場，我們對紙的態度，我是讚同“日本模式”的。
想到報紙的曆史，總以為印刷術是中國人發明的，最早的和最好的報紙都應當屬於中國，結果兩樣都不是。我翻查了一下百科全書，最早的報紙應由羅馬時代愷撒大帝每日張貼的布告（大字報）算起。中國的第一份報在第八世紀才出現。
目前，全世界銷行量最大、口碑最好的報紙是英國的。
愈民主的國家，其新聞的客觀性與可靠性愈大，這是一定的。為什麼要講究客觀呢？這大概是由曆史的教訓而演變成的。十八世紀時，倫敦的報紙必須付錢給戲院才能發布戲劇演出的消息，而戲院則付錢給報紙刊登其劇評。可是，後來大概是報紙主編覺得那些評論文章寫得太丟他臉，且對不起讀者，拒絕發表——給錢也不要，所以才“步上正途”，直至今日。
“客觀”有沒有標準呢？有人說：“在你攻擊別人不客觀的時候，你自己就已經不客觀了。”報紙被廣告左右，報紙為政權利用，報紙在革命時是最好的宣傳工具……無不是這客觀問題作祟。所以，新聞自由、新聞公會、新聞道德什麼的一一形成，愈來愈複雜。
正因為它複雜——如今的報紙還得跟收音機、電視機和計算機打交道——這一門事業就更具挑戰性了吧？我的朋友說：當記者最大的好處就是有“免於無聊的自由”。真是的，每天的報紙都必須是“新”的，哪有兩天的報紙是一樣的呢？
新聞的真理有二：善意的動機與正義的結果。
其實，我理想中寫作的目的亦不外乎此。可是，我卻寧願做文學工作者而不是新聞從業員。寫新聞，得排除個人的情緒，殺死想象力；事實，就隻有事實，人豈不成了“理智的機器”？不過，對於感情過於豐富的人，這亦不失為一種很好的訓練。難怪有許多大作家都曾當過記者，像海明威、辛克萊·路易士、史坦貝克、StephenCrane……
不過，StephenCrane是個很特別的例子，他從來沒見過戰爭場麵，卻在二十四歲時寫了一本《勇氣的紅勳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使人讚歎其才華，於是才被找去當戰地記者。可惜，他二十九歲就因肺病去世，不然我們可以比較出當記者的得失來。
很多好的文學作品都是由新聞所引發的，這也是事實。譬如，托爾斯泰的《複活》，由一則妓女受審的新聞來的。卡繆的《瘟疫》，則是由一個小城發生瘟疫的事件得來的靈感。馬奎斯的《一件事先張揚的命案》是寫一件真實的謀殺案，從頭到尾就在鋪陳謀殺前幾小時內所發生的事。李昂的《殺夫》不也是由一則社會新聞所觸動而動筆的嗎？
我自己也寫過幾篇“新聞小說”。譬如《晚間新聞》：中國城有一對母女，某日在屋內焚燒東西，濃煙直冒。母女倆嚇得由防火梯逃出，母親不慎摔死，女兒是個白癡。救火員破門而入，發現她們燒的是一捆一捆的美鈔。我看到這則新聞，當時心中難過，並沒有想寫小說的打算。過了好幾個月，收到周浩正先生的約稿信，才寫了出來。
紀德說：“沒有同情心等於沒有想象力。”我相信那是真的。
我寫《瞎子·孩子與狗》，別人都當散文看，事實上是我看了一則盲人狗訓練學校征“小馴狗師”的廣告所激發的靈感。
寫作之過癮，就在於那靈光點燃的一刹那吧？
善意的動機與正義的結果，人類所有的行為不都應當以此為準則嗎？又哪裏僅僅是報紙的真理而已！
扭曲的愛
每當我看到街上的無殼蝸牛，就想起弟弟在山上的家和那空房子裏一隻像被判終身監禁的狗。
原先大家都是出於某種崇高的愛意，不知道為什麼結局會變成這樣。每當我想著國家民族這一類大事的時候，就會想起我身邊像沒有人住的空房子和沒有主人愛的狗這樣的小事。也許因為大小並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所以，這世界上的難題應當先解決大的還是小的一直令我困惑。
弟弟其實比我孝順，為了老爸想住在加州養老，他給他買了棟房子。雖然我心中認定那一方麵也是為了投資的緣故，但從善如流的本性使我極力在老爸麵前表揚弟弟的孝心。老人家照例是欣然接受了，可是卻遲遲不肯搬去。
問了好幾次，他說：“山上交通不便，還是住山下公寓好。”
再問了好幾回，他說：“公寓人多熱鬧。老來最怕寂寞。”
弟弟自己住在台灣，一年隻來美國兩次，於是將台北家中的狗也“移民”來美給父親作伴。父親的公寓能養什麼狗？當然就隻有養在山上的家中看門了。
房子和狗，究竟給父親帶來的煩惱多還是快樂多，我苦於不善計算，也就由他們去了。有了房子和狗，父親必須每天上山去，看看狗，拔拔草。他說：“像上班一樣，做一天是一天，也挺有意思。”因此，我們都歡喜。弟孝我順，何樂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