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學姐還說：最特別的是最後一年，每星期一次，校長給畢業生講授如何孝敬公婆、伺候丈夫、教養兒女之道。除此之外，她記憶最深的是每年有一個日本人慶祝戰勝俄國的海軍紀念日，強迫她們遠足。有一年，她們由曆史博物館出發，步行到淡水，再從淡水走回原地。還有一回，是從台北走到基隆，再從基隆走回汐止。無論走不走得動，非走不可。
想想二女中的命運，真有點像童養媳。
就連校舍，由破爛不堪的萬華要遷到現在的長安東路，也都是靠校友自己捐助而成的；因為當年校長向日本政府申請重建經費時被拒，校友們就自力更生，幸得兩位台灣人許丙和張園先生，把他們在長安東路的土地以最低價出讓給校友們，才有了今日“中山女中”的校址。
台灣光複後，第三高女改為第二女中。以前是日本人讀的一女中，在此之前對第三高女並不構成明爭暗鬥的壓力；但改名為第二女中後，不論有形無形，校友們都一直在以脫去“第二”的陰影而努力。
校友之一的北加州亞裔支持布什競選總統委員會主席董繼玲就在會中致辭說：在校時，她最喜歡的是“師大附中”的男生，最討厭的是那些穿“綠上衣”時時刻刻記得自己是第一的女生——我們聽了都忍不住大笑。
先由日本侵略者手中爭獨立，再由第二的陰影中脫穎而出，北二女的成長，簡直跟台灣的社會演變同一命運。參加這次的校友會竟然也能有“勝讀六年書”之感，這是我始料未及的。
師長恩，同窗情，校友會使我們重回記憶的懷抱：溫馨中有感傷，興奮裏有失落，青春雖然褪了色，但沒有消失。
放眼天下事
前年冬天全家人到夏威夷去度假，八天七夜。住在旅館裏，頭兩天，天下大事一概不管，沒有報紙可看反覺輕鬆。平日公私兩忙的時候，看看桌上堆積如山的中外報紙，真覺是種精神負擔。可是，再過兩天，覺得自己跟社會脫節，快被“遺棄”了似的，又有些兒惶恐。
旅行在外，看電視新聞的時間不容易控製。通常電視新聞一天播三次：中午十二時、晚間六點及十一時。三次都錯過的話，隻好仍舊去買報紙。偶爾在旅館報攤上看到《舊金山紀事報》，如見故人；又看到幾則新的消息——居然像是在自己不注意時偷偷發生的。那時候，真特別感到報紙的可愛、可親與可貴。
在這個電視時代，雖說報紙的讀者逐漸減少，可是，電視上的新聞總給我一種“舞台”的感覺，報紙卻可以連幕後的事都告訴你。電視上一閃而過的畫麵，在報紙上可以停留著等你沉思夠了再往下讀。
報紙好似人類活動的圖書館，而電視新聞不過是其中的摘要部分吧？
去年回台擔任耕莘文教院暑期寫作班的散文組導師，報上有一點相關的消息，我就得剪下來寄給在美國的外子看。而我離開舊金山返台時，美國軍售伊朗醜聞的重要證人諾斯上校正要在國會聽證會上作證，熱鬧得不得了，我也每在長途電話中問問美報社論的意見。那時候才知道，電視要取代報紙是不可能的。沒有報紙的文明人的日子，就像沒有水電的現代生活。
也許隻是習慣的問題？有時候我想到：隻看電視不看報的人到處都有，也並沒有聽說“精神營養不良症”出現；所謂“精神食糧”，或許隻是“精神貴族們的食糧”。但是飛機輪船火車上，沒有電視也無妨，若沒有書報雜誌，你能想象嗎？有時候，看報本身就是一種娛樂。在今天這個娛樂事業異常發達的時代，這種古老的看報之娛似乎隻有等到去旅行或者年老時才會重新被我們發現了。
從前，早餐桌上，丈夫半邊臉埋在報紙裏，常被當做是夫妻不和的象征。其實，看報真是一種樂趣——既享受孤獨清靜，又覺得世界都在你的掌中。新聞、評論、廣告，各有不同的滋味；政治、經濟、文化，既是信息的又是知識的，怎麼不會上癮呢？妻子的抱怨，有一半恐怕是出於嫉妒。現在男女平等了，早餐桌上大可以各看各的報。而且現在的報紙，硬性、軟性兼顧，幾乎做到老少鹹宜的地步。
在舊金山，最大的報紙是《舊金山紀事報》。每天出報二十多張，分成五疊：國家大事、世界新聞六大張，經濟四大張，體育四大張，娛樂四大張，人物、連環漫畫、分類廣告等四五大張。每逢星期二又有戶外活動數大張、星期四有家庭時裝數大張。一到星期日，還要增加星期周刊、電視周刊、書評、旅遊等一小本一小本地附在報內。一份報全部看完，像上了半天學堂一樣累人。它大概也並沒指望別人全部都看，隻希望家庭和諧——每人一疊，各看各的。
這還是很不上榜的報紙呢（其中有一半是廣告）。有名的《紐約時報》，每星期天的報紙，一份就有十多磅重的樣子。它質、量並重，內容比《舊金山紀事報》可讀性高出甚多，讀來就更吃重了。讀報，漸漸使我們不覺得是一種娛樂，實在跟它的質、量大有關係。
內容和編排的美觀與否先且不提，報紙最可怕的是脫墨。才翻兩下，一手都是油墨。我曾經問過新聞界的朋友什麼原因，據說跟所用紙張的品質有關。愈好的紙愈不脫墨。可是，好紙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