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愛收到兩個人的年卡：一是周策縱周老師的，一是我遠在東北的友人親手繪製的。每年幾乎都像盼禮物似的等著他們的卡片。周老師是每年一詩，友人是每年一畫。時間或許可以令人老去，但創作的意誌力誰也拿不走，周老師以前寫的一首詩，至今難忘：
天遣餘年驗世憂
仍隨風急上高樓
明明孤月今吾冷
黯黯殘雲古意稠
違俗早輸臻耄耋
見微誰共作春秋
蕭然永逝東流水
耿耿星河恍未流
年年要過的節日，年年過去了。秀才人情東逝水，傷感是傷感了一點，但是能留給別人一首好詩或者一張好畫是多大的福氣啊。
從大處看
別人告訴我：在台灣的電視上有一個廣告是用柏克萊做背景拍的。可惜我在台北時，早出晚歸，竟沒有親眼看到。但是實在有趣，非寫下來與讀友分享不可。那個廣告是這樣的：
兩位街民，坐在柏克萊的街頭，其中一位對另一位說：“我找到事情了耶。”
另一位答：
“怎麼可能？”
那位很認真地說：
“真的，真的。”
另外這位十分吃驚地繼續問道：
“什麼工作？”
於是，電台打出了某某英文補習學校的招生廣告，而我們柏克萊的那位親愛的街民十分得意地說：
“某某英語補習班請我去教英文啊。”
相信住過柏克萊的人特別能欣賞這個廣告中的幽默。一來嘲弄了咱們柏克萊的特殊景觀，二來也諷刺了某些華人的崇洋風氣。這種高級幽默，不可多得。
但是，在這幽默底下其實潛在著非常沉重的課題，不隻是英語要不要補習的問題。失業和無家可歸和文化交流，各國有各國的處境，是不是真的世界大同了，一切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為什麼隻有“學者交換”的計劃，如果柏克萊跟上海來個“流民交換”計劃，把能教英文和中文的流民互相交流一下，一定很有意思，值得心理學、行為學之類的研究者思考。
以前女兒在柏克萊念書的時候，我們也討論過這個問題。女兒天真地說：我們如果請那些街民幫忙清理街上垃圾，每袋收來後發給他們十塊錢，這樣他們不是又有工作又有錢賺，街上還很幹淨嗎？
我說：也許他還嫌收垃圾這個工作不夠高尚呢？也許他的錢隻是為了拿去吃搖頭丸呢？
那時候女兒還很不高興，以為我對街上無家可歸者缺少同情，如今女兒畢業後自己工作得不亦樂乎，漸漸明白：有時候不見得是製度的不夠完美才造成社會上的病態，有時候是人的本質問題。而我呢，愈來愈覺得這個世界其實需要的計算機專家不必太多，我們急需的其實是哲學家。
可堪回首
不知是年紀到了，還是政治過於複雜，我們這些隨留學潮漂流來美的無根一代，如今都成了校友會的發燒友，校友會在美國一個個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大專有大專的校友會，中學有中學的校友會，小學的校友會說不定也有；這些校友會好像已逐漸取代了老華僑們的同姓同鄉宗親會社了。
事實上也是的，無論風雨政治，無論年歲催老，無論成敗得失，畢竟在人生路上，校友永遠是校友。尤其是中學時代，那是我們一生中最清純的時候，“老友”重逢，在那些呼之欲出的同窗“小友”的名字中把自己的青春歲月一一喚回，半是感傷半快慰，那心情也隻有在校友會裏才能體會與共鳴得最為真切了。
五月七日我們北二女的校友會也成立了。在佛斯特市開了第一屆北加州的校友大會，出席的人居然有四百之多。我們大家統統穿上白衣黑裙，白鞋白襪，使我好像進了時光隧道，重過了一日校園生活。
我對人多的“會”一向十分感冒，這次當了校友會秘書，不得不從頭參與到底。但是，當我們聯絡到八十三歲的周阿於學姐時，真像上了一堂難忘的課。
周學姐畢業於一九三二年，是第三高女第十屆畢業生。第三高這個北二女的曆史名詞，由於周學姐而複活了。她說：
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時代，全台灣隻有三所女中：第一高女，第二高女及第三高女。前兩所隻有日本人或少數特權的台灣子女才能就讀。第三高女每年錄取一百二十名，其中四十名得保留給日本人，剩下八十個名額由全台灣所有的女學生來競爭；所以，考上第三高女的女孩都是非常優秀的。
當時的中學是四年課程，校址是現在的萬華一帶。所學的科目，大概跟現在的差不多，但比其他的女校重視理科，因為是以培植師資為考量，可說是第一所台灣女子師範專科學校。畢業後被選拔者可再念一年的“教師訓練班”，結業後就可當中學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