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了之後，仔細一想，可不是嗎？拿現代“知性”的眼光來看，醫生不過是給病人看病的人，而病人則是送病給醫生看，醫院豈不是“病”的交易所而已嗎？
在大家一致對付著“病”的時候，“人”不見了。
人性中的某些基本條件，諸如：同情、關懷、信任與體貼……都到哪裏去了呢？
最近在中文報上也看到一篇相關的文章，是說在車上看見一個年輕人不讓座位給老弱婦孺。得不到座位的婦人破口大罵，坐在位子上的青年覺得自己有權利坐著——因為買的又不是站票。
想當年年輕的時候，如果我坐著，車上有任何老弱婦孺站著，都會深以為恥而急忙起身讓座。我的同學，也莫不如此。那時學校還上“童軍課”，“日行一善”隻怕找不到這麼容易行善的機會呢。我們有誰聽人破口大罵過，我們有誰計較站票與坐票的權利之分。我因為瘦弱，給被讓座的人按回位子上去的時候反倒有過。
在我們據理力爭的當兒，“人”不見了。
原本是出於一點禮讓的善心，幾時竟成了“合理的權利”與“無理的要求”之爭了？
在法律麵前，“人情味”也許是要不得的。可是在禮讓之前，“人情味”豈不是我們人性最基本的條件之一？我們童子軍般單純的善心都到哪裏去了呢？
慈悲的滋味——閑話動物的感情與權利
在報上看到一則消息說：船員私由印尼疫區偷運抵中國台灣的五隻猩猩、一隻長臂猿、一隻狗熊，因沒有動物的合法產地證明及檢疫證明，被海關查緝，依法必須銷毀。
基於維護中國台灣疫疾防治安全的立場，印尼既被世界衛生機構列為狂犬病傳染疫區，自然應當把這七隻動物——不論可愛與否——立刻“火葬”，愈快愈好。然而，群情不忍，於是成了第二版上的大新聞。
提起“不忍”，要活生生處死猩猩、猴子這樣“有靈性”的動物——我得特別強調“有靈性”，因為若是查緝的是毒蛇、臭鼠，恐怕我們的反應會不一樣——仿佛是“公開的殘忍”。其實，細想起來，北京烤鴨活著的時候，我們的鴨主又是怎樣地對待它們的？“填鴨”都成了普通形容詞了！梁實秋先生有一篇小品提及：有天賣活魚，顧客甲買魚肚，他就在活魚身上切一塊魚肚下來，顧客乙要買魚背，他又切之，一條活魚就這樣子“淩遲”地賣。至於我們吃活龍蝦、活螃蟹，是先燒開水再下活物使之速死，或者，放進蒸籠使之慢慢昏迷而死，究竟怎樣對動物而言痛快些呢？
去年美國的電視上也曾專題討論過“動物權”——“人權”的推愛——的問題。由記者實地采訪，我們看到一隻隻雞在實驗室裏被人將針藥插入眼珠裏去；一隻隻“養雞人家”的雞給關在僅夠容身的小監牢裏，變成兩足畸形；至於牛、羊，為了肉嫩，有些差不多一生下來就讓它們吃專家特製的“營養學上有問題”的食料，個個畸形。其實，這些記者先生看到的真還不算什麼。做醫學研究的人，視“狼心狗肺、鼠肝猴腦”好像菜場裏屠夫案上的肉一樣平常。牙醫生拿貓齒當人牙，整形牙醫甚而先得整了豬牙才能畢業。美國有一位作家就用這題材寫過一本諷刺寓言體的小說：DoctorRat。學人文社會學科的人，讀之莫不心驚肉跳，仿佛看了一次精彩的“六十分鍾”——揭穿了某些“科學人”的黑幕（其實也可以說是“研究道德”的淪喪）。
我們所謂的“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的感覺，實在是出於我們的“直覺”。在科學上，直覺是靠不住的。一般說來，我們對於“有靈性”的動物比對“非靈性”的同情友愛得多，可是有無靈性怎麼分？或者靈性高低的排列又如何呢？我們時常一腳踩死一窩螞蟻，一點也不心痛。可是，在南美洲有種螞蟻，在豪雨傾盆的時候，會大家擁抱在一起成一球狀以便浮在水上，並且在水麵上不停地滾動，好讓大家輪流呼吸，你看了又不由得有點兒感動，不是嗎？螞蟻有靈性？蜜蜂有靈性？一條蚯蚓給切成兩段，你想它是前一段痛還是後一段痛，還是兩段都痛？
提起“痛”，它跟“痛苦”又不同。“痛苦”除了感覺的“痛”之外，還要加上由痛而引起的心情的“苦”。感覺的痛，是機械反應。“心情的苦”要牽涉到意識的問題。我們要替動物爭權，無非是覺得它們有口難言其“心情的苦”，因為若隻是痛而已，用點止痛劑就可以解決了。
譬如說：兔子根本不會“意識”到自己遭虐待的話，那麼，在把針藥插入它的眼球裏去之前先使它不覺其痛，我們是不是就算“無罪”？進一步，這意識問題之中又有問題，譬如：人猿在鏡子麵前照見自己會有有趣的反應，狗則不然，是不是狗沒有“自我意識”呢？但是，狗靠嗅覺卻可以知道自己的“地盤”，它又似乎也能認知自我。所以，是不是各種動物的意識不同且又各有因“種”而異的表現方式呢？
然後，有關動物的思想、智力與感情……問得多，爭辯更多。“智商”高的人，不一定思想就深入。有思想的人，也並不一定感情就比較豐富。有的智能障礙孩童在“拚圖”上特別有天才，無論怎樣難的Puzzle（難題）給他，他總能到時候一塊一塊拚完。人猶如此，動物也就更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