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房中最重要的東西，其實是書。大概跟日光、空氣和水在我們日常生活裏的地位一樣，正因為是那樣理所當然的重要，反而並不覺得它的存在了。
我書房裏的書，幾成書災：它開始“無處不在”的時候，自然便侵略到客廳去了。
在我的天性裏，斬釘截鐵式的因子甚少。所以，我寫作的地盤，常常兼及書桌、餐桌、辦公桌，無法“特定”。而書房裏的書什麼時候走入客廳，客廳裏的花何時跟進了書房，我是一點也想不起來了。
最近到舊金山狄揚亞洲藝術館去看家鄉台灣來的“中國古典插花藝術”展覽。其中一景是一間書房，桌上攤著書法字畫，牆上掛著一把七弦古琴，書桌左邊插著古典瓶花，雅麗之至。
書房裏有花，象征著一種精神上浪漫的要求。我不在乎我的紙筆墨硯被計算機取代，但是書房裏的花，我願它永遠都在。
讀書最苦是枯寂。如果案頭有些植物，非但可以醒目，有時尚可以活潑心境。書房中最宜放置盆栽。所謂“長盆栽翠綠，宣石作峰巒”——案頭的山水，可把大自然的氣息濃縮於方寸之間。
我種了一棵小小的榆樹，它真是一個偉大的奇跡。舊金山的天氣向來是冬不冬、夏不夏，一年四季沒有什麼差別。可是，在我那榆樹盆栽的身上，卻固執地讓四季分明。
頭一個冬天，我看它葉子落盡，一身枯骨，還以為好好一株活樹被我養死了，趕緊挪到室外，期盼它跟別的植物可以“相濡以沬”而得以回複生機。
凡有生命的東西，都需要有愛才能成全其生長的意義與目的。那棵榆樹，到了春天一點一點冒出新綠來的時候，我真是快樂極了，好像那點點“春天的意思”全是為了報答我的愛與耐心的緣故。
盆栽是有脾氣的。頂天立地的大樹，你要它在寸土淺盆之中安分，怎能沒有痛苦的掙紮與委屈？它的脾氣、你的侍候，竟變成了種種愛的試探與實驗。有時從書上抬起枯澀的雙眼，看到我那綠意盎然的盆栽，忍不住想跟它說：“我也有我的委屈與掙紮呀。你是安身立命的不悅，我卻是沒有根的悵惘。”
盆栽並不適於長久待在室內。捧出捧進，有時惱人。瓶花便沒有此病。
書房裏的花，最好清雅而簡單。多不如少，豔不如柔，香不如淡，我想。也許說的隻是我自己所喜歡的風格。
《浮生六記》、《瓶史》都提到過折花插瓶的藝術。不過，古代花瓶不過銅瓶、瓷瓶而已，都沒有現代的玻璃瓶可愛。
我特別喜歡裝著半滿清水的玻璃瓶，透明爽淨，花莖在水裏一清二楚。有時從外頭隨手折來的籬花，摘時因為沒帶剪刀，離枝的花梗上糾糾纏纏斷得很不整齊的“傷口”都可以看得十分真切，水中猶有不忍，玻璃它從不去遮掩。
折花的壽命總是很短。短也有短的好處，可以時時換新，不致日久生厭。瓶花之死，正是我們“活變”的開始——似乎又隱含著某種啟示。
在書房裏，啟示是愈多愈好。雖然易謝，瓶花至少也是有生趣的。有一次看見一隻青色的小蜘蛛，在粉紅的花瓣上彳亍，長腿細織的腰身，好像著泳裝的模特兒正在鏡頭前擺著姿態，而我即刻變成了那個抓住剎那的攝影師。Beautyseenisneverlost——真的，那影像至今不忘。有的花枝，在水裏插久了，還會自動生出白須須的根來。文學跟瓶花也有點相像之處：有的美，有的靜；有的易逝，有的卻能生根。
書房裏的花，在我，是朋友，不是裝飾。
其實，所有書房裏的東西，難道不都應該如此嗎？裝飾，為了悅人。在這個人人戴著麵具你爭我奪的工業時代，讓我們留給自己一方不必取悅於人、純淨一些的天地——譬如書房吧。
人性的條件
最近在《舊金山紀事報》上看到一篇文章：
作者說他太太手術住院，半夜想上廁所，按了很久的鈴也沒人理睬。她就忍痛慢慢摸下床來，又慢慢摸到走道上的洗手間去，回來時因已筋疲力盡，摸不回自己的床位去，就在離洗手間最近一張空床位上躺下。因為麻醉藥的緣故，一睡就睡得“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清晨時分，吃藥的時間到了，幾位護士到處找都找不到她，就打電話給作者。作者趕到醫院裏去，花了兩小時，總算找到了他太太，把太太搖醒，解釋了一番，送回原床。荒謬的倒不是這故事的本身，而是滿院的醫生、護士憤怒地責罵他的太太——那個痛苦的病人。而一再道歉的卻是病人的先生。這還不算，到作者離開醫院時，走到門口，卻看見兩位護士拿著給精神病人穿的緊身刑衣往他太太房裏去。他趕上去問：做什麼的？她們說：不能再浪費時間在這樣的病人身上。作者說：你們如果敢碰我太太一下，我立刻打電話找律師。
當然，那文章主要是在評論當代醫療製度的病態，說我們的醫藥錢都付給了保險公司，保險公司則付給了現代高度技術發展下的儀器設備。這樣的製度把以前醫生跟病人之間的“親密關係”都破壞了。於是，醫院變成了販售高技術的地方，我們變成了購買最新知識的顧客，而律師則成了惡意的監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