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沒一個字提到陳獨秀！
當年的《新青年》和第一本中國共產黨黨刊《共產黨》都是陳獨秀在家編輯的。這麼狹小的院落，如此局促的房間，哪裏是編輯部？
我想上樓看看。
房東大哥點頭：可以，樓上擠著三家人，不過，都不在家。樓梯昏暗如舊社會，我隻好借我的佳能EOS-5相機的閃光燈頻頻照耀著攀登的方向。
木梯咚咚，略帶回音。想到當年陳獨秀與一班革命黨人匆匆上下時的情景，心裏就隱隱發熱。樓上隻兩個門，但全掛著鐵鎖，遮著窗簾的玻璃窗讓我什麼也沒看見。一間大屋，應該是陳獨秀當年與高君曼的臥室；另一間小屋，則是亭子間無疑。房東趙大哥說，有專家來看過，說，陳獨秀當年把亭子間當成了客房，一些革命同誌來滬，就曾在此暫住。
隻是，陳獨秀為什麼不讓自己的親生骨肉在此居住？
在這裏，高君曼相繼生下兒子陳鶴年與女兒陳子美。
從樓上回到樓下，再看嵌進人家私宅裏的那塊煌煌石牌，覺得格外別扭。鑲在屋內，要給誰看？真難為了這位寬厚的大哥一家人，怎麼會同意文物部門把應該嵌在大門外或大街上的標誌牌安進了狹小的居室裏！是有感於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魅力，還是希冀這塊來頭極大的石牌如鎮宅之“泰山石敢當”一樣保佑一家人平安？
臨別陳獨秀故居時，十分好客的房東大哥說：現在好多人打聽到了這裏，中央電視台和上海電視台也來拍過好多次，都說這裏應該開辟為紀念館，“我們住戶是很願意讓出來的了”。
大哥還說，這房子的大門外，是有標誌牌的，你進的是後門，所以沒看到。
從石庫門出來，見牆上真有白色大理石標誌牌：
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
《新青年》編輯部舊址
上海市人民委員會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布
此牌之上，還有塊小小的黑色大理石銘牌，隻兩行字：
陳獨秀
曾在此居住
還是沒說到最主要的，即此乃中國共產黨的正宗發祥地，也是共青團的發祥地；標誌牌的文字還遠不能與其曆史地位相符，即此處最應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起來。
與之不遠處，有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舊址，有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外國語社舊址，更有參觀者川流不息的興業路76號中共“一大”會址。這些極重要的20世紀遺宅，除已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重修得像豪宅一樣的“一大”會址之外，其他幾處都被單位或居民占用。
大上海寸土寸金，大上海不厭其大，到處都是工地，到處都在長高。砌的是錢，墊的卻是近代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不知哪一天人們會想起南昌路100弄裏的這幢石庫門房子，把這小院裏的極少幾戶人家動員出去，妥善安置，再把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牌位祭在此宅，淨心焚香，祈其魂兮歸來！
在這所石庫門房子裏住了一年之後，陳獨秀就帶家人暫時離開了，因為，他要到北京大學赴任。
陳獨秀去北京工作，純屬偶然。本來他去京城，是尋找擴大《新青年》影響的機會，卻被聞訊趕到前門外旅館的蔡元培先生堵在房間裏。那時，蔡先生剛被黎元洪大總統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別看蔡先生一團和氣，但也曾是前清上海灘“暗殺團”的頭兒，陳獨秀乃該團的成員，兩人曾是同一戰壕的戰友。蔡先生一番苦勸，並承諾讓陳把《新青年》帶到北京來辦，陳獨秀這才答應到北大當文科學長，即後來的文學院院長。
蔡先生求賢若渴，但卻有替老友偽造履曆的嫌疑。我見過當年教育部對陳獨秀任命的確信函複製件，該函有北大對陳獨秀來京前的公職身份的說明，讀來頗覺可疑。
全文照錄如下：
徑啟者：頃準
貴校函開前安徽高等學校校長陳獨秀品學兼優，堪勝文科學長之任。茲特開具該員履曆，函送詧（同“察”）核施行，等因到部，當經本部核準在案。除令行外，相應麵複貴校長，請煩查明。
此致
北京大學校長
中華民國教育部（印）
民國六年一月十三日
陳獨秀何時出任過“安徽高等學校校長”？我讀過的相關資料均稱，他隻在民國元年擔任過該校的教務主任，之後，便是自由職業者或曰職業被通緝者，哪裏做過大學校長？按說，他這個以說假話為恥的人是不會自造工作經曆的。那樣的話，可能就隻剩了一個，即：德高望重的蔡先生代陳獨秀造假去蒙教育部，而教育部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沒準還是故意的呢）讓陳獨秀過關了。在信息不發達的百年前，官方造假，特別是頗有聲望的人參與造假，風險指數幾乎等於零。
不管真相如何，反正，民國六年（1917年）歲首，三十八歲的陳獨秀，帶著他風靡全國的《新青年》雜誌，來到北京，成為中國最高學府的文科學長。
早在1997年12月14日，我就找過北京故宮東牆外的箭杆胡同，北洋時期的箭杆胡同九號，現為20號，是陳獨秀任教北大時的故居。
大門朝北的陳氏故居，隱匿於紫禁城東的一片灰色的胡同裏，已經破舊不堪。之後幾年，我又去過幾次，去看望房東孫誌誠老先生。老先生的父親，即當年陳獨秀的房東。我曾幾次在當年的《新青年》編輯部裏，聽老人坐說當年。
老人說，當時，他們一家依然住在南邊的那排屋裏，北邊靠胡同的這排房子，租給了陳獨秀先生（他每提陳獨秀，必加“先生”二字）。當年，住這兒多方便啊！陳獨秀先生從這兒去北大上班兒，或者走胡同西口的騎河樓南巷再轉到北巷，或者走東口的北河沿大街，往北走沒多遠，就是北大紅樓了。陳獨秀先生當年與高君曼和一雙兒女都住在這個小院。北邊靠門口的這間房子，就是《新青年》編輯部。靠門兒方便啊，人來人往的，聽父親在世時說，那會兒，這兒可熱鬧啦！
蔡先生胸寬如海，陳獨秀如魚得水，初到北京的日子，陳獨秀工作順心，事業斐然，群星拱月，天下景仰。在胡適、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加盟後，《新青年》成了一個時代的號角和整個世紀的旗幟。這位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毛澤東語），講學、撰稿、交友、演講，甚至親自撒傳單，像旋風一樣掀起了中國近代的一場思想大啟蒙運動。現在，誰都得承認，沒有五四時期陳獨秀所領導的那一場新文化運動，就不會有現代中國的大批傑出政治、軍事、文化人才的湧現，也就不會有日後中國共產黨的問世。
嗚呼！漫漫中國曆史上，有幾位在野的思想家的號令，能令整個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此感佩，如此響應，如此奮起，並因此而改變了民族的命運？
然而，誰能想到，即使占據了全國最高學府的一流位置，即使已是萬眾仰望的知識界領袖，即使果敢地加入了約束一己物欲的北大“進德會”，陳獨秀仍堅持不做完人，他白天忙著發動新文化運動，晚上則忙裏偷閑去八大胡同銷魂。
高君曼當然要與他吵鬧了。小眾女士言簡意賅地罵丈夫為“無恥之徒”（確實比較無恥），而陳先生則十分機敏地反譏新妻為“資本主義”（隻想壟斷私產之意？）。後來，陳獨秀竟因與學生共爭一個妓女而被政敵捅到報館裏。
蔡校長很為難，隻好借教學體製改革之機撤了文科學長一職，請陳專做教授。為安慰他，還弄了張北大“國史館編纂”的聘書給他。然而，陳獨秀哪裏是肯安分地坐而論道的教書先生？他更無心去編纂國史，借蔡校長辭職南下之機，索性請假不上班了。那時，他已經迷上了馬克思主義，除了主辦《新青年》，還整天忙於校外的政治活動，從“教學第一線”的骨幹，成了風風火火的職業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