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八年（1919年）暮春的一個晚上，陳獨秀叫上北大同事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和內務部僉事鄧初等人到中央公園向乘涼的人們分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是頭一天晚上印好的，還請留美博士胡適將內容翻譯成了英文。第二天晚上，他們再接再厲，在一家川菜館吃完飯後，又分頭到市民們晚上乘涼和娛樂的新世界商場和城南遊藝園去分發傳單。一向大大咧咧的陳教授，手執傳單，逢人便送，終被蹲守的便衣警察抓獲。還好，他從幼稚舉動中猛醒過來，大呼大跳：“暗無天日，竟敢無故捕人！”滿堂嘩然，高教授與鄧僉事這才知大事不妙，遂僥幸脫險。
其實最僥幸的是陳本人。因頭一天中央公園的傳單已經震驚了京城的治安部門，軍、警各派偵探分布於市民紮堆的場所。陳獨秀不幸撞在網上，卻又有幸是被警察捕去的，如若被軍人抓走，則其生命很可能終止於四十歲那一年！
說來真巧，陳獨秀是安徽人，北京政府的當家人段祺瑞也是安徽人，而且，段總理起用的兩位京城治安聯防的最大頭目—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和京師衛戍區司令段芝貴，也都是安徽人。讓人慶幸的是，吳總監是看重鄉誼並敬重文化人的老鄉，堅持把陳先生留置警廳並善待之。而段司令則是個一心為政府並極端仇視“過激主義”的武夫。陳獨秀擬定的《北京市民宣言》上，五條要求之第二條，實屬“過激”：
免除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並驅逐出京。
可想而知，當晚陳獨秀若被投入段司令的京師衛戍區的執法處牢房，那可不是要了命嘛！
由於多位皖籍在京名流的聯名保釋，在大總統徐世昌的親自過問下，吳炳湘把陳獨秀關了三個月後將其取保釋放。接司法程序，陳獨秀貌似認真地填寫了具結書：
前因為人撒發傳單，破壞社會道德，實屬不知檢束。自被查拘，頗為覺悟。以後安心學問，並在北京就正當職業，以謀生計，不再作越出法律範圍舉動。
有道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被安徽同鄉會接回家後，陳獨秀變本加厲地“過激”起來，後來違反保釋規定，擅自離京，在武漢發表“過激”演講被報紙刊登出來。於是，吳總監勃然大怒，決定在陳獨秀回京後將其立即收監！或許又是不知哪位在體製內的皖籍人士的通風報信，這才有了李大釗化裝成年關收賬人親自駕車將陳獨秀送走的一段黨史傳奇。
轉了一圈兒，陳獨秀又把《新青年》帶回了其發祥地—上海老漁陽裏環龍路二號。
民國十年（1921年）10月4日下午，陳獨秀正在樓上午睡，忽聽天井裏一陣嘈雜，他趿鞋下樓探看，卻見剛才被高君曼拉著打牌的楊明齋、包惠僧、周佛海和柯慶施被法租界的巡捕圍住。懵懂中，他和所有的在場者，包括積存的《新青年》和印刷器材，都成了巡捕房的戰利品。後因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花了大價錢聘得著名的洋律師為他們辯護，而且馬林還曾對巡捕房表示過“意思”。二十多天後，陳獨秀等人被保釋，巨額罰款也是那位馬林先生提供的。本來陳獨秀挺煩這位指手畫腳的荷蘭人，這次出獄後，他才對馬林有了好感。
一年後的8月，巡捕再次闖進此宅逮捕了陳獨秀。這一次，他在法國人的監獄裏待了十天，也是法租界迫於社會輿論，判罰大洋四百元後釋放了他。
對了，還有一次陳獨秀是在石庫門房子裏被捉拿，隻不過那是被“自己人”誤捉，虛驚一場。那是“五卅運動”期間，陳總書記帶中共秘書處的任作民同去一幢空著的石庫門房子裏，這一老一少的行動難免有些鬼鬼祟祟。入內一會兒，突然房外有人拍門山響，一開門，卻被一夥人撲翻在地並縛住。陳、任二人自不敢報家門，那夥人遂以抓到兩個奸細的興奮心情將其押解至上海總工會。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領導人出麵接收的。對方一見老“奸細”，稍一怔，連忙當眾厲聲審問是否為搗亂工人運動的壞人？待二人表示絕非壞人後，便下令將二人立即釋放。出門後的陳總書記一定和任作民相視大笑，因為他們知道，抓他們的，是警覺過分了的工人糾察隊的弟兄們，而“審問”並釋放他們的，乃本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兼上海總工會負責人劉少奇同誌。因黨的最高領導的身份不便暴露，機敏的劉少奇隻得不動聲色地將戲演了下來。
此事絕少人知道，若不是鄭超麟偶從一位地下交通員處聞知，此次“被捕”真要絕版矣！？
大概就在房東家裏嵌著標誌牌的地方，當時陳獨秀掛了一塊小黑板，他在上麵很不客氣地寫著一行字：
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鍾為限
不知這個“限時令”對革命同誌是否適用。民國九年（1920年）春住進這裏的陳獨秀，把他的家當成了《新青年》編輯部，更當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籌建辦公室。
暮春，一位神秘的俄羅斯中年男子就曾在一位大個子中國人的陪同下，頻繁造訪此宅，十五分鍾對於主客所談的重大話題來說，顯然太短太短！
這位“老毛子”叫“吳廷康”，即維經斯基，是一位蘇共特使。那位陪同者兼翻譯是華裔蘇共黨員，早年從山東平度闖海參崴的華僑領袖楊明齋。他們出示了北大李大釗寫的介紹函。他們來華的目的十分明確，即考察中國各種激進的政治團體的實力，進而組建中國共產黨。雙方一拍即合。早期中共幹部包惠僧甚至說兩人“一見如故”！
新解密的史料證明，當初，比之手無寸鐵隻會講書辦刊物的中國大學教授們，聯共（布）決策層更勢利地看好了擁有南方割據政權和國內第一大黨的孫中山。也就是說，他們本來打算讓孫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與領導者！隻因孫氏不為所用，他們才轉而選擇了手無寸鐵但卻理想純真的著名教書先生陳獨秀。
維經斯基的多次造訪，完善了陳獨秀的建黨思路。民國九年（1920年）8月某日，陳獨秀與李漢俊、沈玄廬、施存統、戴季陶、陳公培在此宅宣告成立了一個全新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陳被推舉為書記。他們共同起草了黨綱。稍後，邵力子、陳望道、趙世炎、李達、周佛海、李啟漢、沈雁冰（後以筆名“茅盾”行世）等人陸續加入，俄共黨員楊明齋也加入進來。當今世界第一大政黨，就是這樣在上海的陳獨秀家中成立的。稍後幾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也在此宅內成立起來。
必須說明的是，無論CPC（“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簡稱）還是SY（“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英文簡稱），每次開會，共產國際的代表都在場。
關於中共的建黨日期和地點，早期中共要員張國燾和張申府都在回憶文章裏寫過。張國燾說，是年8月底，他從上海回到北京後，把與陳的談話經過告訴了李大釗，“李先生略經考慮，即無保留地表示讚成”。張申府則寫到那一年的9月中旬，他去上海接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3rd Earl Russell，英國學者，1920年—1921年來華任北大客座教授）的情景：
就住在漁陽裏二號陳獨秀家裏，這就是當時黨部所在。從上海回京後，我把和陳獨秀談的情況告訴了李守常。
這比人們通常所說的中共建黨時間“1921年7月”早了差不多一周年！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陳獨秀讓張國燾與張崧年分別捎話給李大釗，囑其成立北京共產黨小組。之後，兩人又分別致函天津、武漢、長沙、濟南等地的共產主義者，這才有了一年之後的中共“一大”在此宅附近的另一所石庫門房子裏的召開。
後來，隨著陳獨秀政治行情的暴跌，特別是共和國成立之後，人們耳熟能詳的是：1921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日，與會的湖南省代表毛澤東成了中共創始人，而之前一年陳獨秀在上海成立的隻是“中國共產主義小組上海組”或“中共上海發起組”。如今，中共黨史專家已經把中共“一大”的準確日期考察清楚了，即並非1921年7月1日，而是該年的7月23日至31日，但權威教科書還是沒把中共到底是何年由何人創立的問題說清楚。顯然，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日期說成建黨日並不確切，恰如人們不能把1924年召開的中國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認定為該黨的成立日一樣，因為國民黨早在十二年前的1912年即已宣告成立。